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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140萬美元發動一次對中國的意識形態進攻，在一些西方人眼裡，用給劉曉波諾貝爾和平獎來幹這件事，性價比是最高的了。選劉曉波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向中國進攻是一定要做的。除了劉曉波，諾獎這兩年的候選名單上還有熱比婭、胡佳、魏京生等，劉曉波和後幾個人在西方同樣不知名。給劉曉波還是給其中的某一人，其實差不多。
西方在釋放一個令人不安的信號：他們絕不會在意識形態上「放過中國」。世界只有一條路，那就是西方的路。對西方特別是美國來說，最大的安全就是把西方精神的邊界擴展到整個世界。只要中國不在精神上臣服於西方，無論中國怎麼發展，都是必須教化的異類。
但西方是宣揚民主的，民主的基礎是選擇的自由，西方為什麼在推崇個人自由的時候，就不能允許國家間政治選擇的多元呢？這種國際政治中的專制主義又是從何而來呢？
答案或許並沒有那麼純淨。世界上符合西方標準的國家政權，大多仍集中在歐洲和北美。在西方政治制度於其他大陸傳播的過程中，西方最在意兩點，一是眾多非西方國家學習西方的虔誠度，二是這些國家對西方利益的支持度。
西方經常支持某些在他們看來也是專制的國家，除了赤裸裸的利益，不可能有第二個解釋。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也學習了西方。但中國不是西方文明的養子，中國是有5000年文明史的國家，中國學西方，但拒絕西方化，中國追求汲取西方文明中的養分，實現自己偉大文明的復興。結果是中國從西方學的越多，對自己的文明越自信，越不在意識形態上向西方跪拜。這是西方過去從未遇到過的。
第二，30年改革開放使中國經濟及綜合國力的成長具有了西方難以阻止的慣性。逐漸強大起來的中國謀求與西方、特別是與美國擴大共同利益。但西方認為，他們的利益首先是維護已享受了幾百年的特權。這種特權不僅不容否定．而且連出現有能力否定這種特權的力量也不行。西方保守主義者認為，中國的強大構成了對西方利益的潛在威脅。
因此，與西方貿易額最大、交往也最多的中國，近年成為西方發動意識形態攻擊的主要目標。之所以意識形態攻擊最突出，是因為西方這方面的工具多，拈手就來，發動攻擊的成本低，影響大，官方和與官方親近的社會機構都可以幹。
可以預見，西方今後仍將使用意識形態這個長項，不斷騷擾中國。這樣做，下策可以做到干擾中國的發展；中策是希望以此壓中國讓步，換取中國開放更多市場、金融上聽命於西方；作為上策，西方一些人甚至幻想最終在意識形態上擊垮中國，中國崩潰，這樣西方就徹底贏了。
從今年初的谷歌發難，到現在的諾獎風波，我們看到西方的一招一式都咄咄逼人。西方的招數還有很多，就像機器貓的肚兜有掏不完的法寶。為對付中國，他們既很著迷，又十分有耐心。 (本文轉載自《環球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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