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風雲：後世博：重視國家與城市的內在轉型

邱震海博士　鳳凰衛視評論員

　所謂內在轉型，不僅是基建、市容、空氣質素或市民文明舉止等外在特徵上的改變，而是對主辦國家和城市在涉及制度、觀念、行為模式和心靈開放程度等一系列的轉型；這種轉型顯然較之前者更為困難，因而在「後世博時代」也就更有必要提出來引起關注。

　上海世博會日前閉幕了。與北京奧運一樣，上海世博會成為中國上升期國家實力發展的重要標誌之一，也成為中國國家公關的重要組成部分。世博過後，一個問題提到人們面前：如何延續世博效應？

城市提升：不僅是基建和市民舉止

　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恐怕首先要弄清另一個問題，那就是：世博的效應到底是什麼？對這個問題的回答自然是多層面的，因而也就有了提出來加以討論的必要。

　坦率講，世博會對於中國國家形象的展示和城市實力的提升雖然重要，但相對而言是比較抽象的，而且也難以量化。人人都知道，如果中國不處於上升期，那麼舉辦世博一定是不可想像的；但至於在世博之後，世博的經驗對於提升中國國家形象還有哪些可延續的作用，恐怕就不是很清楚了。

　世博成功舉辦，比較看得見的效應是在主辦城市的市政建設和市民視野和素質的提升上。以上海為例，通過舉辦世博而帶動的潛在基建和經濟效應，以及上海市民視野的擴大和文明素質的提升，是一個相對比較可以觀察到的指標。

　但世博效應若僅止於此，那勢必是比較膚淺的，而且也將很快為中國未來的發展所覆蓋和超越。世博會與兩年前的北京奧運會和即將開始的廣州亞運會一樣，是一個由上升期的中國舉辦的大型國際活動；從時間之長、規模之大、涉及國家之多和之深，以及對主辦城市實力的持續要求等方面看，奧運、世博和亞運實際上都涉及到中國國家與城市的內在轉型問題。

　所謂內在轉型，即指不僅是基建、市容、空氣質素或市民文明舉止等外在特徵上的改變，而是對主辦國家和城市在涉及制度、觀念、行為模式和心靈開放程度等一系列方面的轉型；這種轉型顯然較之前者更為困難，因而在「後世博時代」也就更有必要提出來引起關注。

城市化與社會模式與思維轉型

　今天的中國正處於一個急劇的轉型期中。這一轉型又可分為三大類：一、從工業化程度上講，是從傳統農業國向先進工業國的轉型；二、從經濟形態講，是從計劃經濟向完全市場經濟的轉型；三、從社會形態上講，是從高度封閉的威權社會逐步向多元開放的公民社會的轉型。

　這三大轉型雖然各自的進程與速度有所不同，但卻環環相扣，而且都與中國國力的上升同步發生。北京奧運和上海世博就是在這一背景下發生的。這一方面十分符合事物的內在邏輯，因為沒有中國國力上升的大背景，北京奧運和上海世博不但不可能成功，而且恐怕就連主辦的資格都不會獲得。但另一方面，上述三大轉型環環相扣而又呈現不同進程的情況，則又給身處其中的人們帶來不少困惑，並提出不少挑戰。正視這些困惑和挑戰，對於人們思考「後奧運時代」和「後世博時代」的走向將有所幫助。

　困惑或挑戰之一就是，既然三大轉型的進程不完全同步，因此往往會出現觀念和制度的轉型落後於物質和經濟層面轉型的現象。具體來說，最近若干年城市化進程已經成為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問題，這實際上是中國在由傳統農業國向先進工業國轉型里程上的必經之路。但這一問題涉及的領域，顯然已遠遠超出工業化和城市化本身的問題，而是嵌入到經濟和社會模式的轉型，乃至未來政治模式的轉型。

　從十九世紀下半葉歐美城市化進程的經驗來看，由城市化帶來的種種負面效應（人口集中、工業污染、農村人口進城與返鄉交織、城市治安惡化、基層工人遭受盤剝、維權運動興起、貧富分化加劇等），既對城市管治能力的轉型提出要求，同時也對社會模式的轉型提出要求。但無論是城市管治能力還是社會模式的轉型，其前提都首先是人的觀念的轉型。

　當城市化所帶來的問題高度積聚之後，究竟是繼續用殘留的威權社會的手段來處理，還是用開放的公民社會的心態和方式來應對，其對於城市化未來的進程是否順利，尤其是對於城市化導致的問題是否會被誘發成社會乃至政治穩定問題，將至關重要。

重視制度建設和心靈開放

　從表面上看，用威權手段處理城市化帶來的問題，短期內能帶來看得見的成效；尤其是在主辦大型國際活動時，街道乾淨了，小販被趕走了，一如家裡原先髒亂的客廳，客人到訪前突擊收拾乾淨，但已成年子女的用品在未經其同意之下，被父母移走或沒收，子女的權利受到損害，很可能在客人走後醞釀一場家庭風暴。面對權利意識高漲的子女，父母若仍停留在老一代「子必順父」的意識裡，那長期的衝突就很難避免，甚至難保兒子不會離家出走，父子情誼從此一刀兩斷。

　用強制行政方式可以成功主辦一次大型國際活動。關鍵是，客人走後的制度建設和心靈開放恐怕更為重要，這就是國家和城市的內在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