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恩柱
推論起來，在秦漢以前的邦國時代，君主發佈命令使用的詞句，與後來帝制時代的詔書程式肯定不一樣。雖然史書提及秦統一中國之前各國詔書時，往往語焉不詳，不過僅靠猜想就可以推知，在書不同文的時期，怎麼可能有一個固定的模式？
我們草民特別熟悉的詔書程式，是以「奉天承運皇帝詔曰」起句的聖旨。文藝作品經常描摹這樣的場面：傳旨太監手拿聖旨，尖聲尖氣叫道：「某某接旨！」接旨的人趕忙跪下。太監揚著光溜溜的下巴，傲慢讀道：「奉天承運皇帝詔曰……」。「奉天承運」中的「奉」，是遵照的意思，指皇帝受命於天；「承運」，即繼承新生的氣運，指皇權天授。
馮友蘭先生說，「漢之後」皇帝的正式稱呼都是「奉天承運皇帝」。有研究者指出，此說並不確切，「奉天承運」雖然一直是改朝換代的合法性根基，但這句套詞明太祖時才使用。
在中國文化系統中，「天」具有深刻的內蘊，也是古代宇宙論的基礎和核心。到了漢代，經過董仲舒對先秦「諸子」關於天人關係學說的改造，「天」從自然神和宗教神成為「人格神」。「人之為人本於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類上天也。」他把天喻為人的「曾祖父」。除此，董仲舒還做了另外一個重要創造，即在天人之間加進了一個神性化的人，即天子。《春秋繁露》曰：「德侔天地者稱皇帝，天祐而子之，號稱天子。」「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董仲舒又把「天」與「道」結合起來。即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董仲舒所說的道，大概就是指以三綱五常為代表的倫理之道。
這種社會結構，使中國皇帝具有了「君本位」特性。《漢書》云：劉邦尊父為太上皇，特下詔書，曰：「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上，無論國家更替多麼頻繁，皇帝詔書使用的詞彙有多大變化，骨子裡卻始終是一致的。
明代余繼登《典故紀聞》卷一載：「元時詔書，首語曰『上天眷命』，太祖謂此未盡謙卑奉順之意，始易為『奉天承運』，見人言動皆奉天而行，非敢自專也。」明代沈德符《萬曆野獲編》云：
太祖「奉天」二字，實千古獨見，萬世不可易。以故《祖訓》中云：「皇帝所執大圭，上鏤『奉天法祖』四字，遇親王尊行者，必手秉此圭，始受其拜。以至臣下誥、敕命中，必首云『奉天承運皇帝』。」太宗繼之，一切封拜諸功臣，必曰「奉天靖難」。其次曰「奉天翊衛、奉天翊運」。
詔書以「奉天承運皇帝詔曰」為首句的程式，雖然明朝以後才普遍使用，但其理路卻脫胎於那位「千古一帝」。秦始皇一統天下後，定名號為皇帝，自稱為「朕」，命為制，令為詔，其玉璽上就銘刻有「受命於天，既壽永昌」，詞義與後代強調的「君權天授」是一樣的。由漢至宋，社會管理上雖多有創建，但就詔令而言，革新多在程序上，骨子裡的觀念卻始終與前人相襲。如唐德宗即位冊文中的「昊天有命，皇王受之。」這與秦始皇玉璽上的「受命於天」不是一個意思嗎？
清承明制，其詔書多以「奉天承運皇帝詔曰」開頭，最後一般以「佈告天下咸使聞知」或「佈告中外咸使聞知」收尾。此處的「中」是指京中宮廷，「外」是指外省地方。到了1912年，宣統皇帝退位後，「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才算終結了。
然而，歷史前行的腳步常有羈絆。1934年3月1日，溥儀在日本軍方勢力庇佑下，於新京南郊杏花村舉行登基典禮，改滿洲國為大滿洲帝國，年號康德。溥儀即位詔書程式亦如從前，以「奉天承運皇帝詔曰」起句，不同的是，詔書沒有忘記「賴友邦之仗義」。想來傀儡皇帝也不敢忘記帝位之所來！
至於太平天國，那是歷史中的插曲。別看其創建者洪秀全是底層人，骨子裡與先前的皇帝並無不同，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無論天王、天兄、天父的聖旨之類，比其他皇朝的皇帝來，更講求「天意」。他以舊有的皇帝為倣傚對象，建立自己的天朝，不去思考怎樣保障老百姓的權利，卻千方百計讓百姓相信他的「人語」即「天言」。粗看似乎有用，細思則不然。
從幾千年上演的劇目看，詔書、聖旨之類程式、程序的變化不是「本」，而是「末」，皇朝、皇帝統治觀念的變化才是重要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