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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畫像 。 網上圖片
王兆貴
許多哲人、智者、師長乃至成功人士,在談及人生的感悟時,通常會引用那句盡人皆知的俗話:一分耕耘,一分收穫。意思是說,耕耘與收穫成正比,有多少付出就會有多少回報。但在現實世界中,「耕耘=收穫」這個等式常常遭到破壞。
孔子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開館授徒,著書立說,東奔西走,席不暇暖,滿世界推銷自己,年屆高齡還在外漂泊奔波,並三番兩次遭遇刀兵之厄,嚴重的一次竟餓了七天七夜,能挺過來多少有點僥倖。按照今天的標準,他老人家即使不能躋身政壇施展抱負,怎麼說也能博得一個「德藝雙馨」的美譽。可在當時,除了魯國曾讓他小試牛刀外,基本上沒有得到重用。類似孔子這樣生前冷落身後名的際遇,古今中外都曾有過。希臘史詩的作者荷馬,生前乞討長飄零,死後九城爭英魂;哥白尼早在1515年前就已寫成「日心說」提綱,可《天體運行論》一書卻直到1543年他臨終時才出版;科學論證哥白尼日心說的伽利略,晚年卻被羅馬教廷判為終身監禁;後印象派大師梵·高,生前作品往往換不到一碗通心粉,那幅《鳶尾花》以天價拍出時,他已逝世了一百周年;曹雪芹雖然出身官宦世家,但他生前卻窮困潦倒,備受冷落;現代派文學大師卡夫卡去世半個世紀後,當世界上一次又一次地掀起「卡夫卡熱」時,「被熱者」的故鄉才知道有這麼一個作家;王小波生前鮮為人知,作品出版無門,死後卻多次登上暢銷書排行榜。他們辛勤一生,默默耕耘,卻看不到應有的收穫和回報,這讓後世的人感到不公平,甚至會降低對成功的心理預期。
應該說,產生這樣的念頭是正常的。在人的一生中,理想與現實之間總是存在著一定的距離,或者說存在著許多可知的和不可知的難題。克服困難,縮短距離,有時並不完全取決於個人的努力。天生我才是否有用,還要看天時和地利。當你的創意、思想或產品還不能被時代所發現、所理解、所認可,當天災或人禍切斷了耕耘與收穫之間的正常聯繫,秉承良好的動機、保持積極的心態固然可嘉,但你的主張不合時宜,才幹派不上用場,愛拚不一定會贏,奮鬥也就很難成功,耕耘與收穫之間將不再是正比例關係。
孔子曾把時代劃分為「天下有道」和「天下無道」兩大類。在「天下有道」的年代裡,仁人志士只要按照自己的良知行事,就會得到與自己能力相稱的結果。在「天下無道」的年代裡,要麼選擇退隱潔身自保,要麼選擇妥協墮落泥沼。春秋戰國時期,到處充滿了拚殺和掠奪、投機和不公,社會規則和秩序遭到了嚴重的破壞,蒼白的仁義道德不僅無力補天,有時還顯得非常愚蠢和危險。孔子既沒有選擇妥協也沒有選擇退隱,而是堅持用修齊治平的道德倫理去改變禮崩樂壞的現實世界,這樣的志向固然可嘉,但憑個人的力量去改變一個時代談何容易,所以就只能走背字了。
耕耘與收穫的等式遭到嚴重破壞時,孔子提倡的「明哲保身」當然可以拿來一用,可那也只是「好自為之」,難得有所作為。若要收穫成功,實現人生的最大價值,就要學一學叔孫通,識時通變,曲線進身,雖然自辱名節,但卻終成正果,被司馬遷推崇為一代儒宗。這叫「大直若詘,道固委蛇」,通俗的說法是「要想出頭揚名,先須低頭逢迎」,說穿了,就是在職場耍滑頭。這種見風使舵、投機取巧的行為,與歷代文人信奉的「剛正不阿」理念大相逕庭,自然難逃後世的鄙夷和詬病,為正統儒者所不取,並拒絕認他作同行。
既然上帝也有打瞌睡的時候,正義一時難得伸張,意欲有為的人不願妥協又不甘退隱,那麼,最簡單的安慰良方就是從長計議。把耕耘與收穫這個等式,放到一個較長的時間裡去考量,看看等式兩端會不會平衡。用現代術語說,就是用長遠的眼光歷史地看問題,「以時間換取空間」,把收穫的希望寄托於未來,老話叫作「善惡到頭終有報」。歐洲中世紀宗教哲學家奧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曾列舉了許多個案,試圖證明,如若不計眼前而用一生的時間來看,正義與貞節到頭來終歸會得到補償。
麻煩在於,命題中的「長遠」有沒有上限?如果公平正義之光遲遲不來照拂,兌現的希望遙遙無期怎麼辦?漫長的等待,曠日的堅守,對專注於學問、癡迷於技藝、獻身於使命的人也許不是問題,但對芸芸眾生來說,何時才是個頭,又如何耗得起、等得及呢?要回答這個問題,恐怕只能求助於彼岸的哲學。在西方,有基督教的末日審判,在東方,有佛教的因果報應,或者是青史留名升天堂,或者是遺臭萬年下地獄。而且,報應可以隔世,總有一天能夠應驗,讓你在心理平衡之後接受因果的暫時不平衡。在佛祖或上帝面前,兩手合十或單手畫十,遙遠的正義當下就能在心中成像。
從聖經和佛經可以看出,宗教的救贖功能,很大一部分是靠歷史來實現的,歷史的褒貶能夠幫助上帝或佛祖完成公平正義的最後裁決,從而平衡耕耘收穫,兌現善惡報應,解除眾生痛苦。從這個意義上說,歷史本身也是「宗教」。話已至此,我們再來審視以文本方式傳世的史書,不論它是正史還是野史,或多或少都有勸世教化的成分,至於以史書為底本寫成的演義、傳奇和戲曲等,教化的成分就更濃厚了。說到這裡,你還會不假思索地完全相信史書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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