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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 理
2010年12月17日，突尼斯一名賣水果的青年因為抗議當局粗暴執法而引火自焚。這一事件很快引發全國各地大規模騷亂，並最終導致執政23年的總統本阿里下台。很快，同樣情景在埃及重演。在位30年、權傾朝野的埃及總統穆巴拉克黯然辭職。故事似乎還遠沒有結束。也門、巴林、阿爾及利亞、沙特甚至是伊朗和利比亞、摩洛哥都爆發了大規模的民眾示威遊行，要求政府下台，進行改革，大有要重演突尼斯和埃及一幕的勢頭。有學者將此稱作是阿拉伯世界的變天，也有的稱之為阿拉伯民眾起義。中東很多國家多年來政局穩定，多數都是執政幾十年的國王、總統和政黨，在一夜間卻頃刻倒台。是什麼力量推動著這些國家出現劇變？其中有什麼值得深刻反思和引以為戒的？
經濟社會問題是根源
堡壘往往都是從內部被瓦解的。阿拉伯一些國家政局變天，最根本的因素還是各自內部經濟社會問題。
整個事件肇始於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這次危機起源於美國，最初的重災區是美國。但美國通過各種手段將危機向其他國家轉移、轉嫁。從2009年開始金融危機逐步向世界各地擴散蔓延，先是希臘等南歐國家出現了債務主權危機，接著很多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新興經濟體出現了明顯的通貨膨脹、失業增多等問題。
突尼斯、埃及等中東國家其實從去年開始，因為通脹、失業等經濟社會問題就導致民眾生活水平下降，尤其是突尼斯和埃及靠的主要是農業和旅遊業，經濟受到打擊更為慘重。據統計，埃及的通貨膨脹率近年來達到10%以上，一度還飆升至20%，失業率也長期維持在9%左右的高位，其中青年人佔大多數。許多高校畢業生剛畢業就面臨失業，深感前途茫茫，很多埃及人不得不流浪街頭，被迫在「不是做乞丐，就去當小偷」之間作選擇。
近年來，強調自由化、私有化的經濟改革帶來的副作用在埃及日益凸顯，由此衍生出的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埃及的一位學者曾撰文指出，埃及人口可以分為三個階層，第一個是處於塔尖的富裕階層，佔人口總數的20%，但擁有55%的社會財富。第二個階層是佔人口總數20%的中產階層，佔有27%的社會財富，而剩下的60%人口構成了第三個低收入和貧困階層，擁有的財富僅有18%。以穆巴拉克家族為代表的權貴階層在經濟改革中攫取了巨額利益。西方高級情報員消息透露，穆氏家族財富據傳多達700億美元。
長期以來，穆巴拉克政府不實行有效政策緩解社會矛盾，只靠軍警特務。百姓求訴無路，民怨隨之不斷增長，達到怒不可遏的沸騰程度。在這種情況下，經濟問題與政治矛盾相互交織，整個社會處於火山爆發的前夕，潛伏著巨大的社會政治危機，一點點火星就可以引發一場鋪天蓋地的熊熊大火。
如果埃及政府開明，有執政能力，關心民眾疾苦，注意縮小貧富分化，懲治貪污腐敗，則根本不具備發生革命或變革的土壤。可以說，搞好經濟民生與社會公平是社會穩定與長治久安的關鍵。中東多個阿拉伯國家政局動盪，一個共同原因就是經濟沒搞好、經濟出問題，通貨膨脹、物價飛漲、年輕人大量失業等，再加之財富分配不公、貧富分化嚴重、既得利益集團與特權階層壟斷社會資源、腐敗失控與任人唯親，以至於怨聲載道、人心思變，經濟與社會矛盾日積月累，最終導致政權倒台。
新媒體推波助瀾
雖然我們不能把中東這場大變局與發生在前蘇東地區的「顏色革命」相提並論，但有一點至少是相同的，那就是網絡、手機短信等新媒體以及年輕人都是兩輪巨變的主力，發揮著關鍵作用。
在此輪事件中，青年人再次扮演了領頭羊角色。他們當中有不少是網絡時代「製造」出來的年輕網民，有人稱他們為「面簿（Facebook）世代」，也有人把他們的革命稱為網絡青年革命。
其實，突尼斯一名青年自焚能夠迅速引發全國範圍的大規模騷亂並由突尼斯很快蔓延擴散到埃及、也門、伊朗、巴林、利比亞等多個中東國家，靠的主要是Facebook、YouTube、Twitter等新網絡媒體的傳播。
信息化是雙刃劍，既可以推動全球人民的緊密聯繫和友好交往，也可以加劇傳播謠言，加劇社會動盪。
有些中東國家雖然可以監督報刊、雜誌、電視台等傳統媒體，但無法約束控制網絡、聊天、短信、博客、微博等各種新興的信息傳播方式，導致一國的騷亂很快產生溢出效應，產生更大的衝擊波。這尤其表現在埃及的劇變中。埃及騷亂最後一發不可收拾，穆巴拉克最終挺不過去，很大程度是因為一些在騷亂中死亡的民眾的照片、資料被廣泛張貼在各種網站、報刊和開羅大街小巷，大都是血流滿面、容貌損毀，甚至還用巨型海報的方式被廣泛傳播，具有極大的衝擊力和感染力，引起了普通民眾更大範圍的憤怒。在虛擬世界，數以萬計的網民紛紛在面簿和推特（Twitter）等社交網站上留言對示威者支持。一個名叫瑪瑟赫德的網民每隔一小時就會上傳最新的警民對峙圖像。一夜之間，「1月25日」就成為視頻網站YouTube的熱門標籤。
領導人危機處理不當
此次阿拉伯起義的另外一個因素則是多數國家領導人對形勢判斷不準確，應對突發事件的能力不強，導致事態逐步擴大，最終釀成政權更迭的嚴重後果。
從突尼斯發生失業青年自焚到埃及總統下台，再到其他阿拉伯國家民眾抗議，中間有近兩個月時間。但在此期間，多數國家領導人並沒有引以為鑒，採取有效的防範措施，或者出現危機苗頭時沒有及時採取有效的滅火措施。
這在突尼斯和埃及表現比較明顯。最初對發生的失業青年自焚事件，突尼斯政府沒有足夠重視，僅僅把其看作是一件普通的個案來處理，政府沒有及時作出解釋和妥善的處理方法，仍然按照以往一貫的官僚作風在敷衍，對日益累積的民怨認識不到位。而其他國家尤其是埃及的穆巴拉克更是沒有吸取突尼斯的教訓，面對埃及人民的最初抗爭運動，採取了按兵不動的態度，拒絕人民要求。埃及一位匿名的高層官員說，穆巴拉克身邊沒有提供忠言的人，他只聽信兒子的話，他早就和民意脫節，因為兒子和親信刻意隱瞞，他完全搞不清楚示威的狀況。
後來隨著示威和騷亂擴大，穆巴拉克又採取了強硬做法，導致騷亂進一步擴大並造成大量人員傷亡。即使此時，穆巴拉克仍錯誤判斷形勢，過份樂觀，仍在電視上向民眾和國際社會信誓旦旦稱，絕對不會辭職。這實際上激化了本就對其長期執政不滿的民眾的怒火，導致示威和騷亂進一步擴大。
隨著危機不斷擴大，穆巴拉克採取的是逐步後退的被動應付策略，導致自己步步被動，退無可退。最初，穆巴拉克以不再競選下屆總統來換取民眾妥協，接著又以兒子退出執政領導機構來尋求民眾妥協，再度失敗。最後，只剩下立刻下台的底線。
而埃及軍方及政府一些高官從群眾抗議一開始就憂心不已，提出了很多好的應對建議，但都沒有被穆巴拉克採納。直到最後時刻才任命蘇雷曼為副總統，但為時已晚。埃及軍方在最後階段逐漸向群眾靠攏，穆巴拉克才意識到自己大勢已去。
外部因素是美國干預
中東地區長期以來是美國地緣戰略的重心。小布什時期曾強力推行「大中東民主改造計劃」，但結果並不理想。奧巴馬上台後迫於內外交困，對阿拉伯國家採取了緩和政策，改變了全面民主改造的雄偉計劃。但這並不意味著美國放棄了民主和意識形態外交。
當阿拉伯國家紛紛出現政局動盪甚至危機時候，奧巴馬政府一開始還是比較謹慎，存在矛盾心理。一方面此輪動盪指向的多數是那些阿拉伯的君主國家或個人長期執政的國家，而這些國家恰恰是美國在中東地區的重要盟友，奧巴馬並不願這些國家局勢動盪，但另一方面出於美國天賦自由的價值觀理念，又不得不顧及到這些國家民眾要求實行多黨選舉的客觀現實。
經過一段時間的內部鬥爭後，美國最終做出了抉擇，不僅沒有對其長期的地區戰略盟友例如埃及給予堅定的外交支持，反而對埃及國內局勢指手畫腳，甚至對穆巴拉克政府的應急措施表示不滿，這無疑進一步使內部不穩的穆巴拉克在國際上顯得孤立。如當穆巴拉克政府宣佈在全國採取緊急狀態法後，2月9日美國副總統拜登在接受公共廣播社電視台採訪時卻敦促埃及應立即解除緊急狀態法，並要求穆巴拉克立即擴大國內對話參與對象範圍，實行「迅速、立即、現在」有序過渡。以至於埃及外長蓋特質問道：「我們處於困境時，你怎麼能要求我解除緊急狀態法？」美國總統奧巴馬隨後發表講話，要求埃及進行「有秩序的轉型」，進一步加大了對穆巴拉克的施壓力度。在此背景下，開羅解放廣場示威進一步升級。2月5日，奧巴馬轉為暗示穆巴拉克應立刻下台。美國其後更跟反對派領袖巴拉迪直接接觸。穆巴拉克此時知道多年盟友美國靠不住，自己大勢已去，遂委派新任副總統蘇雷曼2月6日開始跟反對派會談。
而當伊朗發生反對派示威遊行時，美國政府更是毫不客氣，公開支持反對派訴求，敦促伊朗政府要尊重民意。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熱情讚揚伊朗反政府抗議活動的「勇氣」和「抱負」，公開表示，「我們希望伊朗各城市走上街頭的反對者和勇敢的人民能獲得像埃及人民一樣的機會。「她說，美國支持伊朗人民獲得普遍權利，他們應當獲得同驅逐穆巴拉克的抗議者一樣的權利，這是他們與生俱來的權利的一部分。美國媒體也進行炒作。這被看作是美國想把埃及的動盪之火轉移到伊朗。美國國務院2月13日開始在兩個「推特」賬戶上用波斯文發佈消息。一條消息說：「我們希望加入你們的對話。」還有一條說：「美國呼籲伊朗允許人民享有和平集會和示威的普遍權利。」這被認為是美國繼續採用網站「面簿」後又開始通過「推特」來變革伊朗。 （本文轉載自最新一期《紫荊》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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