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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恩柱
古代臣子怎樣向帝王論述一件事情，傳流下來的史籍或多或少會涉及到一些。但凡名臣，不論古今，論諫、請勸也好，陳乞、進獻也罷，總能做到寫作動機純正，不畏強暴，文必「篤誠」。李斯的《諫逐客書》是如此，賈誼的《治安策》是如此，晁錯的《論貴粟疏》是如此，司馬相如的《上書諫獵》是如此，敢言時代弊病的路溫舒，其《尚德緩刑書》亦如此。不過，奏疏的深味遠超「篤誠」二字。
漢武帝時，「徵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法，奸軌不勝」，社會形勢很嚴峻。皇帝任用酷吏釐定發條，治理社會，結果屈打成招之事不斷，羅織罪行之舉猖獗，「奸猾巧法轉相比況，禁罔浸密，律令煩苛，文書盈於幾閣，典者不能遍睹」。不惟如此，「奸吏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議者咸冤傷之」。通俗而言就是社會出現了一種畸形現狀：奸猾官吏借機索取賄賂，想使罪犯活命，就附會能讓他活命的法令；想致其於死地，就引用使其非死不可的條文。人們普遍感到法律製造了太多的冤案。更糟的是，人們習慣了俯首帖耳，「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
漢武帝劉徹乃第7任大漢王朝皇帝，他的治國措施在他的子孫那裡仍然頗具力量，到第8任漢昭帝、第9任少帝劉賀，直至第10任漢宣帝，都難以擺脫那巨大的身影。漢宣帝在登上皇帝寶座之前，命運要比那些生於深宮、長於婦人之手的帝王坎坷一些，是中國歷史上一位在即位前就品嘗過牢獄之苦、同時也了解一點民間生活的皇帝。尤其對吏治得失，漢宣帝有切身體會。
漢昭帝逝世後，昌邑王劉賀被廢黜，漢宣帝登上皇位。不久，路溫舒呈上奏書，揭露司法界的黑暗，主張崇尚德治，放寬刑罰。他請求漢宣帝「省法制，寬刑罰」，以求天下太平。他還反對刑訊逼供，認為刑訊迫使罪犯編造假供，給獄吏枉法定罪開了方便之門，提出廢除誹謗罪，以便廣開言路。漢宣帝很重視這篇文字，下了一道詔書，命令全國法官辦案時要寬大公平。柏楊先生認為，路溫舒的這篇奏章，是中國最早爭取人權的呼聲，雖然很溫和，很微弱，而且又沒有收到任何效果。柏楊在《中國人史綱》中說，僅靠行政命令不能改變悠久的傳統，因為冤獄與酷刑，是無限權力政治制度下的產物，此種制度存在一日，冤獄與酷刑存在一日。
漢宣帝能接受路溫舒的上書，並「善其言」，根本原因在於當時的政治環境——第一，登基的時日不太長久；第二，有強化劉家統治的願望。按理，稱皇稱帝的時間與是否接受臣下的意見，不該有任何邏輯關係，然而事實上卻是有的。發動「文字獄」的老手乾隆皇帝，初政之時作風最為開明，真誠求諫，也虛心納諫。常常詢問張廷玉、鄂爾泰、孫嘉淦、朱軾，「曰某人賢否？某事當否？」而張、鄂、孫、朱等「皆侃侃以老成師傅自居」，其他諸臣也都能直語陳事。在皇位上坐久了，遇到的事情多了，臉色就變了，不要說直陳其事，就是拍馬屁，也有好多人丟了性命。劉勰在《文心雕龍》中講「言事於主，皆稱上書」，又說上書既包括上行文書，也包括一般遊說文書。《顏氏家訓．省事篇》講：「上書陳事，起自戰國，逮於兩漢，風流彌廣，原其體度，攻人主之長短，諫諍之徒也，訐群臣之得失，訟訴之類也；陳國家之利害，對策之任也；帶私情之與奪，遊說之儔也。」這兩位可能只是著眼於文體的演變、格式，忽略了上書的隱秘之處。奏疏的成敗，往往與細微末節分不開。撰寫奏疏時臣子的勇氣和才智基本可以得到充分展現。為什麼這樣說？寫出的奏疏既要顯出自己主張的明智，又不能讓君王覺得提建議的人在顯示高明；既要指出矛盾或弊端，又不能激怒皇帝；既要不忌諱複雜的關係，又要顧及君王的承受力。在這些方面，路溫舒《尚德緩刑書》幾乎可以成為典範。一者，既指出了社會尖銳的矛盾，又說明漢朝統治遠優於秦朝；二者，社會矛盾是日復一日積累的，漢朝一直在努力解決；三者，頌揚漢宣帝的合法性以及強大的能力——「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
這些話，可以省略嗎？在封建專制社會萬萬不可。在君權神聖的社會裡，皇帝手中擁有無限的權力，他們對政策的制訂和事件的發展起著決定性作用。臣子的任何主張得到皇帝的支持才能發揮效力。為達到這個目的，臣子提建議時會十分慎重，總要使「聖明」的君主心情愉悅。因此，臣子的奏疏中空話、套話、假話隨處可見，其實這種獨特的行文方法與客觀現實有關。最明顯的是李斯的兩篇奏疏《諫逐客書》和《勸秦二世行督責書》。前者慷慨陳詞，直言不諱指出了秦王「一切逐客」的錯誤，闡述了客卿在秦的歷史作用，終於使秦王收回成命。後者卻阿諛逢迎，進諂媚之言，勸秦二世行督責之術，厲行苛政。兩篇奏疏出於同一人之手，表面看頗使人詫異，實際正是人性自私、鄙劣側影的寫照。拋開李斯的個人品格不談，政治環境可以誘發人品的斜與正，直與曲，文字表現出各種特色也是必然的。
中國歷代的奏議多得難以統計，有一類比李斯的奏摺還要圓滑圓熟。光緒六年（1880年），八月十二日，慈禧命太監李三順送東西給醇親王奕的福晉。出午門時，因為沒有報敬事房知照門衛放行，被午門護軍阻攔。按照清廷的規矩，太監不准隨便出宮，李三順與護軍爭吵以至扭打，李三順被毆失物。慈禧震怒，要殺掉護軍。刑部等堅持祖宗成法，不想懲處太重，但兩太后以懿旨直接定案，重懲護軍，對太監違例卻不置一詞。此時，詹事府左庶子張之洞、右庶子陳寶琛上疏力爭。兩太后於十二月七日再下懿旨，從輕處分護軍，對太監的處分是：李三順交內務府刑慎司責打三十板，首領太監劉玉祥罰月銀六個月。要求內務府恪遵定制，對太監嚴行約束。護軍對禁門重地的護衛不准疏懈。翁同龢在日記中說「渙然德音，海內欣感。」此案牽動了很多人，上書力爭者有多人。恭親王奕訢拿著陳、張之疏向軍機處的同事們說：「像這樣可以說才是奏疏矣。」張、陳的奏疏是怎樣寫的呢？這篇文字，目的在於讓慈禧改正放縱太監、重懲護軍之過，可通篇大處落筆，無一字涉及主題，無一字言及慈禧的過錯。慈禧看了一點也不反感，三天以後，從輕發落護軍，取得了良好效果。
張、陳天生這樣做文章嗎？我們讀張之洞的文章，讀陳寶琛的詩文，沒有如此繞來繞去的文字，他們的「王顧左右」是被環境逼迫的。得罪了慈禧，不要說奏疏的本意達不到，弄不好官職、性命皆不保。可謂情勢如此，不得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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