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龔敏迪
日本歷史學家井上清說，古代日本通過中日間的交往，日本「恰如嬰兒追求母乳般地貪婪地吸收了朝鮮和中國的先進文明，於是從野蠻階段，不久即進入了文明階段。」但《隋書．倭國傳》記載：「開皇二十年（600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北孤，號阿輩雞彌，遣使詣闕。上令所司訪其風俗。使者言倭王以天為兄，以日為弟，天未明時出聽政，跏趺坐，日出便停理務，云委我弟。高祖曰：『此太無義理。』於是訓令改之。」但這種「無義理」卻是故意的。
日本與中國最早的官方交往可追溯到公元57年。《漢書》說：「夫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為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倭奴國派遣使節帶著供品到洛陽朝賀，獻生口百六十人，光武布賜以「漢委奴國王」印綬。一直到三國，到六朝，日本對中國和漢文化已經有了相當的了解和研究，劉宋永初二年（421年）「世修貢職」的日本遣司馬曹達來奉表獻方物，升明二年（478年）倭王興死，其弟倭王武繼位後又遣來使節，不僅已經稱臣請封號，而其表章本身就是一篇完整的四六時文。目的是為了得到中國朝廷給他一個「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王」名號的背書。又過了一百多年後的倭王不可能不知道中國皇帝自稱「天子」，而太陽又被稱為是代表日本天皇始祖的天照大神，他們之所以連褻瀆祖先也不顧地稱日為弟，以天為兄，倭王豈不成了隋文帝的叔字輩！這種心態，就像是小兒輩喜歡在人前稱「老子」一樣。
倭王想借大國的力量威懾周圍小國，而隋文帝又要借外國的來朝，裝點自己的門面。隋文帝以為「訓令改之」就行了，殊不知過了幾年，到隋大業三年（607年），聖德太子派小野妹子出使隋朝時，又變了個說法，《隋書》則記載：隋煬帝對倭國國王的朝貢非常高興，但看到國書中有「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之詞，仍然不持臣禮而持以同等國君之禮，是很不快的。於是，隋煬帝對鴻臚卿說：「蠻夷書有無禮者，勿複以聞。」他採取了眼不見為淨的辦法。而小野妹子的做法則更絕，回國後竟然聲稱將隋煬帝帶給倭王的國書不慎丟失了！
到了唐貞觀五年，唐太宗「又遣新州刺史高表仁持節往撫之。表仁無綏遠之才，與王子爭禮，不宣朝命而還。」這回高表仁到了別人家的朝堂上，他在國體之爭面前沒有找到可以裝聾作啞各自表述的餘地，倭王子也不願在自己家裡丟面子，於是一場正面衝突就難免了。但事後，唐朝政府並沒有作出正面表態，只是把責任推給了高表仁，說他沒有外交才能就作罷了。但這並不表示釋然，遣唐使以及他們在唐的後人的姓朝，如朝衡、朝慶、朝元，恐怕不是隨便給個姓而已，它在日本可以是朝廷之臣的意思，在中國則可以是朝貢之臣的意思。
終於，西元六六三年，在唐征百濟的戰場上，唐將劉仁軌等在白江口之戰中，與倭軍打了一戰。結果唐軍「四戰皆克，焚四百船，海水為丹」，倭軍大敗。接著唐軍駐百濟的統帥劉仁願，命朝散大夫郭務棕赴倭訪問，而且來了一住就是七個月。正在修建防禦工程的倭王政府突然得知郭務棕來訪，驚疑不止。麟德二年(665年)，唐政府遺朝散大夫沂州司馬上柱國劉德高、駐百濟將軍郭務棕以下二百五十四人，又來到築紫，這期間又恰逢天智天皇逝世，著實讓給內憂外患的日本上下帶來了不小的恐慌。所以可以想像接下來他們派出遣唐使時的心情。武則天時來的遣唐使發現，當時的不少俘虜被送到了大唐。
《舊唐書》說：「日本國者，倭國之別種也。以其國在日邊，故以日本為名。或曰：倭國自惡其名不雅，改為日本。或云：日本舊小國，並倭國之地。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實對，故中國疑焉。」添加一個日本是舊小國的說法也好，自稱日出處天子也好，都出自要在學習中國文化的同時，還要爭個面子的心態。按照唐人張守節的《史記正義》的說法：「武后改倭國為日本國。」是武則天最終滿足了承認他們國號「日本」的願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