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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恩柱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曰，北宋熙寧四年（1071年）三月初三日，正是朝廷的上巳假日。因為國事紛擾，宋神宗利用假期召集兩府執政官員議事，宰相王安石、樞密使文彥博、參知政事馮京和樞密副使吳充等人參加了會議。
當談到朝廷近些年來的「更張」這個問題時，與會人員發生了激烈的爭執。老練持重的文彥博說，祖宗以來的法制挺好的，別亂改。改革意識濃烈的宋神宗問道：「三代聖王之法，固亦有弊，國家承平百年，安得不小有更張？」主張改革的王安石當然站在神宗這邊：「朝廷但求民害者去之，有何不可？萬事頹墮如西晉之風，茲益亂也。」吳充傾向於文彥博，也了解神宗的所思所想，於是不時插話，想使氣氛緩和下來。然而宋神宗、王安石、文彥博仍然談鋒凌厲，圍繞著「祖宗之法」各抒己見。文彥博強調：「祖宗法制具在，不須更張以失人心。」宋神宗追問道：「更張法制，於士大夫誠多不悅，然於百姓何所不便？」文彥博脫口答道：「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
讀到這裡，鄙人突然生出一點兒感想：讓人講真話，其實無需求取，只要上層能夠容忍，人們自然也就講了。以文彥博為例，那是歷經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的元老，任高官幾十年，對宋朝皇帝的思維方法有深切的了解，如果動輒獲咎，他豈敢講「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這樣的話語？初生牛犢，口沒遮攔，也許心直口快講真話，老成如文彥博則不可能那般輕率。
如何理解文彥博那句話，今日學界各有解釋，總之文彥博把士大夫放在百姓前面。照理，歷朝歷代都是強調老百姓利益的，宋神宗的話就是如此。可文彥博身為大臣，卻把百姓利益擱置一旁，他的話不僅與宋神宗所講的不同，政治上是有問題的。然而，宋神宗並沒有挑剔其中的瑕疵，而是仍舊闡述自己的觀點，臣子哪裡會不講真話？
真話屬於甚麼性質的話，理論上加以界定並不困難。真話不是真理，也不一定十分正確，它的反面是假話，而不是錯話。我們絕對不能把真話當成真理，那會使真話壓力倍增，喘不過起來，最終逃之夭夭。實質說來，真話與利益相關，真話遭到誤解、曲解、反對、打壓，也常常由於某種利益。當真話損害某種利益時，利益集團就會千方百計使這類真話銷聲匿跡。囿於自身或某集團的利益，真話極容易變形。因此，講真話需要勇氣——排除各種干擾，獨立思考，說出事實真相的勇氣；捨棄自身利益的勇氣；維護自身利益的勇氣。陳思和先生剖析巴金先生「真話」的內涵時說：作家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對歷史現象作認真的獨立的思考。陳先生接著說，只有當這種思考的結果與人民的根本利益相符，作家的真話說出了人民的心裡話時，他的真話才能具有人民性的價值。具有話語權的作家應該如此，每一個中國知識分子都應如此。知識分子應是社會的良心。
不過，由於真話總是和各種利益纏繞在一起，對真話也就有了各種各樣的要求。我們最熟悉的是要求真話準確無誤，容不得一絲錯誤，把真話與真理混為一談；另一個就是試圖把真話與權益剝離開來，要求講真話的人脫離自身和集團利益，站在第三者立場講話。這些潛在的要求，聽起來都很高尚，但真話的肩膀上如果附加這樣的負擔，就極容易墮入坐而論道一途。其實，代表各方利益的真話集在一起，對比分析，才會找到合理的意見。人們對真話青眼相加，往往在於它肯「言利」——言自身之利，言他人之利。倘若把真話當成打抱不平的俠客，當做不食人間煙火的神仙，它生存的環境便會日漸狹小，日趨惡化。
宋代能立國三百多年而且經濟繁榮發達，是否與此有關？鄙人不懂其間奧妙，不敢亂說。不過鄙人覺得，文彥博及其他大臣敢講真話，並不完全取決於臣子本身，而與皇帝的寬容有關。當皇帝不喜歡聽真話時，哪裡會有容忍真話的社會環境，又哪裡會有樂意講真話的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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