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大圖片
■漢武帝承認政策失誤，也難能可貴。
■李恩柱
在古代，發生天災人禍或者皇權統治出現危機的時候，皇帝往往頒佈「罪己詔」。在我們久遠的歷史中，太遠的時代不說了，漢武帝、唐德宗、宋徽宗、清世祖，都曾經頒佈過「罪己詔」。比如漢武帝，頒佈過兩份「罪己詔」，一份是因為淮南王劉安、衡山王劉賜謀反而頒佈的，時間是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事發後，淮南王劉安、衡山王劉賜自殺而死。受此案牽連而死的列侯、二千石、豪傑等達數萬人。漢武帝下詔，將他們謀反的原因歸咎於自己沒有恩德。詔曰：「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學，流貨賂，兩國接壤，怵於邪說，而造篡弒，此朕之不德。」楊樹達先生在《漢書窺管》說，劉安謀反是在元朔六年秋。
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大夫上奏武帝，認為可在輪台（今新疆輪台附近）屯田，這樣就能增加政府在西域的實力。漢武帝仔細反省了征伐匈奴所犯的錯誤，對大量士兵死亡而痛心，駁回了在輪台屯田的建議。此時漢武帝已進暮年。漢武帝時代，對外戰爭頻繁，軍費開支巨大，加上廣置宮殿苑囿，把文景以來的積蓄損耗殆盡。沉重的負擔，使大量百姓破產流亡，進而淪為「盜賊」。同時，武帝末年的「巫蠱之禍」，導致了宮廷矛盾和激烈爭鬥。一連串的事件疊加起來，促使他反思統治政策。
征和四年三月，漢武帝到鉅定縣親自耕田。他對大臣們說：「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六月下詔書追悔以往的過錯，史稱「輪台詔」。漢武帝在「輪台罪己詔」中說：「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頒佈「輪台罪己詔」，表明漢武帝統治政策發生了重大變化。
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評價漢武帝：「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然秦以之亡，漢以之興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統守，受忠直之言，惡人欺蔽，好賢不倦，誅賞嚴明，晚而改過，顧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人民太好了，史家太好了，一點也不覺得這種反思來得太遲了。人死不能復生，錯事時過境遷，對那些已經鑄成的錯誤而言，這種「罪己」意義不大。況且，皇帝本人已經沒有多少時間去糾正自己的過失了。後元二年（公元前87年），漢武帝離別這個世界。
不過，公平講來，一個封建皇帝能夠宣佈治國的政策失誤，難能可貴。從來，上層不肯承認自己失誤，錯的是下層，是執行者，甚至是平民百姓。史說劉徹雄才大略，以他敢於承認失誤來看，不全是粉飾之語。漢武帝這篇「罪己詔」並不空洞，也沒有強詞奪理，可能是皇帝們一系列「罪己」言詞中比較懇切的，只是有「馬後炮」之嫌，鑄成大錯後才反省、自責。當然，這也不能全怪皇帝。鑄造錯誤、反省政策，這兩個步驟並不是取決於皇帝本人，而是專制制度造成的。專制體制給了皇帝無上權力，皇帝當然也就有罪己還是不罪己，以及何時罪己的自由，當然也就有吸取還是不吸取歷史教訓的自由。歷史上「罪己詔」一個又一個，與這種環境有根本關係。
漢武帝時代結束後，漢宣帝也下過「罪己詔」。漢宣帝可謂中興之主，他在民間生活了很長一段時間，了解老百姓的疾苦，在他統治時期，輕徭薄賦，發展生產。他還派農業專家蔡葵為「勸農使」，巡視全國，指導農業生產。當時「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漢書．食貨志》道，宣帝時「歲數豐穰，穀至石五錢」。為避免糧價過低而損害農民的利益，政府創設「常平倉」來收購豐年餘糧。
但是，漢宣帝時期，社會貧富差距日益加深，豪強迅速發展，農民無奈流亡。吏治十分腐敗，「吏用法，巧文寖深」，官吏任意徵發徭役，百姓不能安居樂業。到後期，竟出現了「今天下少事，徭役者減，兵革不動，而民多貧，盜賊不止」的局面。吏治的腐敗，冤獄的增多，使宣帝一方面自責，一方面整飭吏治。地節三年（公元前67年）十二月，下詔曰：「間者吏用法巧文浸深，是朕之不德也。」並採取措施：「今遣廷史與郡鞠獄，任輕祿薄，其為置廷尉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這些措施，對監督官員公正執法，起了積極作用。
比較漢武帝與漢宣帝的「罪己詔」，不能說促使他們反省的原因是一樣的，但都與統治政策有關。任何社會，國富民強，都是追求的目標，不同的只是不同形態的社會，表達這種意願時所用詞彙不盡相同。皇帝能夠「罪己」，而不是把責任推給下級，雖然說明一個為政者的品德，但本來可以堵住的漏洞，卻不加堵塞，任其擴大蔓延，最後髒水四溢，「罪己」的份量就打了很大的折扣。唐朝的魏徵指出：「自古失國之主，皆為居安忘危，處治忘亂，所以不能長久。」能給老百姓帶來災害的事情，不難猜想得到，然而卻偏偏不加預防，能夠借鑒的教訓卻偏偏輕忽，這樣狀態下的「罪己」，與遊戲無異，和推責相埒。
至於有的帝王把「罪己詔」看成一種形式，視為一種表演，那就更無積極意義了。比如金朝的金熙宗一方面想發佈「罪己詔」，一方面卻對詔書中「深自貶損」之語氣急敗壞，把撰寫詔書的人殘酷殺害。這不僅使人看出那位皇帝的胸懷及品格，也讓人認識到所謂「罪己詔」，不過是政治手段，是統治者收買人心的計謀，世人當不得真。
真心「引咎自責」，是為政者必備的胸懷，是爭取人心、贏得信任的高明之舉，體現為政者的政治品格。漢武帝「輪台罪己詔」把造成帝國危機的責任攬在自己身上，而沒有推責，並適時地改變治國策略，確實難得。怕就怕，「罪己」成為一種空洞的形式，成為推脫責任的手段，成為自我表揚的謀略。那樣的話，責也好罪也罷，都變成了粉飾，都蛻成姿態，無絲毫意義。
|
放大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