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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近期與楊絳（右）的合影。 作者提供圖片
高秋福
今年7月17日是著名學者、作家和翻譯家楊絳先生（老師）百歲大壽。
6月底，中國社科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的鄭土生先生聯絡董衡巽、薛鴻時先生和我前往她老人家的府上祝賀。她像往常一樣，端坐在書房兼客廳的單人沙發上，見我們進來，從容地起身相迎。接過董衡巽呈上的賀卡，看到上面的祝詞「敬祝楊先生永遠健康」，她一邊表示感謝，一邊笑道：「我享受林彪副主席的規格待遇了。」一場聊天式的賀壽聚會，就這樣在談笑中開始。
不少報道說，楊先生和在世時的錢鍾書先生都反對做壽。這是沒錯的，但也不盡然。確實，他們都曾不止一次地婉拒相關單位的祝壽建議。他們一心撲在做學問上，惜時如金，不喜歡包括做壽在內的應酬活動。但是，他們對老朋友心懷摯誠，對晚輩關懷備至，日子久了總是叨念。友人、同事、晚輩平時不願打擾他們，趁節日或借壽誕來拜望，他們的大門總是敞開的。我就看到，錢先生健在時曾欣然接受老友和司機送來的祝壽花籃。今年2月，我還看到楊先生客廳裡擺著兩籃火紅的鬱金香。她笑著說，這是一個「小情人」在情人節那天送來的壽花。她所說的「小情人」，據說是一位十分崇敬她的青年學子。
我們四人均為晚輩，但因都曾與楊先生共過事，對她一直以「先生」相稱。董衡巽年長幾歲，我們稱他「老董」，楊先生也隨我們這樣稱呼他。遵照錢楊兩先生的為人之道，我們前來只是拜望，沒帶什麼像樣的賀禮，只有一份真誠的健康永駐的祝願。而楊先生卻以豐盛的瓜果招待我們。我們吃水果，她泡一杯清茶，果甜茶香，談今敘往，其樂融融。
楊先生一頭灰白的短髮，面容清癯，但精神矍鑠，記憶力驚人。多少往事，多少親朋好友，好像都沒有在她的記憶中淡去。她的視力也很好，閱讀不成任何問題。她只是有點耳背，聽人說話比較吃力。因此，鄭土生約我每次前來看望，總是帶著紙和筆，把想要說的話和請教的問題統統寫在紙上。這次，也許是因為來客比較多的緣故吧，她戴上了平時不大情願使用的助聽器，這就不再需要「筆談」，帶來的紙張也就派不上用場。
楊先生生於1911年7月17日。她說，在時間上，她同英國小說家薩克雷有不少相近之處。為眾多讀者所知的，楊先生是以翻譯西班牙作家塞萬提斯名作《堂吉訶德》出名的翻譯家，其實她對英國古典文學有更深湛的研究，對薩克雷、狄更斯等19世紀的英國小說家尤為熟悉。薩克雷生於1811年7月18日，年數早她整整100年，只是日期晚她一天。她的入學、結婚和從業年齡同薩克雷也頗相近。談過這些有趣的細節，她話鋒一轉道，薩克雷逝世於1863年12月24日，只活了52歲，「我比他長壽，只不知歸去的日期是否會相近」。她這句近似黑色幽默的話語，令在場的人不知如何應答。同錢先生一樣，她是真正的唯物主義者，只重今生，不信來世，也從不忌諱說「死」。十年前，她扛住失愛女和喪賢夫的巨大精神壓力，「投入全部心神」翻譯出版了柏拉圖討論生與死對話錄《斐多》。此後，她還撰寫過一篇專門談「死」的文章，將人生的真諦闡釋得極為透闢。她對我們說：「我現在患有心衰。這個病有兩大好處，一是不傳染，二是死得乾脆，自己不痛苦，也不麻煩人。」這種豁達的人生態度，印證了她筆下的那些文字，令人不禁肅然起敬。
錢先生生前同楊先生達成共識，將他們的全部稿費捐贈給母校清華大學，設立「好讀書」獎學金，獎勵好學上進、成績優秀、家庭經濟困難的學生。2001年9月，這筆基金啟動，據報道，總金額是72萬元。可是，近日有報道說，捐款金額是800多萬元。董衡巽就此請教楊先生。楊先生說，兩個數字都不算錯。前一個是設立獎學金之初的數字。因為他們兩人將著作版稅也都捐出，估計現在總額將近一千萬。為什麼將版稅也都捐出呢？楊先生說，她現在的退休金每月幾千元，根本用不完，「又不想做守財奴，還要那些版稅做什麼」。「不做守財奴」這句話，使人不由想起錢先生生前說的那句話：「我姓錢就夠了，還用喜歡錢麼。」可敬的錢楊兩先生，處世為人的態度是完全一致的。
楊先生捐出稿費和版稅後，還計劃將一些收藏捐出去。有一次，我們向她請教客廳西牆上懸掛的那幀篆體條幅的來由。她說，那是晚清金石學家兼書法家吳大澂的親筆。說到這裡，她從書櫃中拿出一方石硯。硯台不大，看上去很普通。她說，這方石硯的題款也出自吳大澂之手，她一直珍藏著。而就在她打開石硯的盒子時，我發現裡邊壓著一張白紙條，上面寫著：此硯為張之洞所用，捐給國家博物館。一行端莊清麗的小字，分明是她老人家的親筆。這方硯台的詳細來歷，我沒有來得及詢問。這也許是她收藏的最珍貴的文物，已準備好在身後捐獻給國家。
老人家為人慷慨，但自奉甚儉。一次，她發現我帶來用作筆談的紙張是完好的尚未用過的白紙，就堅決不讓用，而要我用她放在茶几上的發黃的舊紙。那是一疊她使用過的草稿紙，翻過面來整整齊齊地釘在一起。她說，讀書人應該愛惜紙和筆。她的教誨令我汗顏，永銘於心。她這次同我們四人晤談，穿著老式的短袖上衣和洗得有點發白的藍布長褲，還有一雙現在市面上難得一見的老式黑涼鞋。她說：「這都是20多年前置買的，當時挺時髦，後來落伍了，現在我覺得又很時髦，舊物重用，根本不需要添置新的。」她說這話時，我不由再把客廳掃一眼，看到的是簡陋的布沙發，油漆有點剝落的辦公桌，三十多年前鋪設的水泥地板，還有那幾近要成為古董的鏽蝕斑斑的鐵窗欞。這一切，都在默默無聲地展示著這位百歲老人的心境和追求。
楊先生長壽，與她的心境有關，也與她堅持活動有關。她過去堅持每天下樓散步。現在，下樓不便，她就在室內走步。她還堅持練字，用她的話說，「寫字時全神貫注，也是一種很好的休息」。她說，身子練得硬朗了，「骨頭好像也硬了」，跌了幾次跤，都沒有出問題。她邊說邊捋起褲腿，指著一道青紫色的傷痕說，前天晚上蹲在地上找東西，腿一扭，又摔一跤，但仍沒什麼大問題。我們勸她小心點，有些事讓保姆幫助做。她說，夜深了，不忍心喚醒保姆。她這樣的年紀，還是處處為年輕人著想。
楊先生現在的作息時間，大抵是晚上一點半左右上床，早晨六點半起床，中午休息兩小時。她笑稱：「已近似當年毛澤東主席的生活習慣了。」何以晚上休息得那麼晚呢？她說，有時讀書，有時寫作。她在讀什麼書呢？有一次，我隨她走進臥室，看到床前的沙發上放著一些報刊，還有任鴻雋和陳衡哲合著的《家書》及一些史書。這些顯然是她臨睡前的讀物。寫什麼呢？錢先生留下的大量手稿，她已經整理完畢並出版。她強忍辛酸撰寫的一家三口人昔日生活的《我們仨》和《我們的錢瑗》，也早已出版。那麼，她還在寫什麼？幾個月前，我看到她臥室的那張書桌上擺放著一摞稿紙，最上面的一張寫滿蠅頭小字。我即隨口問這是什麼書稿。她沒有責怪我的唐突，而是像小孩子一樣眨巴一下眼睛說：「暫時不能說。」
豈料，這一次，她卻主動向我們四人爆料說，她在寫一部長篇小說，現已接近殺青，也許明年可以出版。她透露，小說是她1988年出版的描寫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小說《洗澡》的續篇，暫定名為《學習圖書館學》。乍一聽，我覺得這好像是一篇學術論文。還是薛鴻時悟性高，認定是繼續演繹女青年姚宓的故事。我於是恍然大悟：《洗澡》中的姚宓是文學研究社圖書室管理員。「三反」運動結束後，領導決定把她調到一家圖書館，先「脫產兩年，學習專業」。《洗澡》到此戛然而止，以後就要看她學習圖書館學的結果了。
聞聽楊先生又完成一部長篇小說，我們四人不由面面相覷，感佩有加。一位百歲老人，早已功成名就，本該頤養天年。可是，她還堅持爬格子，還在不停地奮鬥。這是為什麼？她從不光陰虛度，總以寫作為人生最大樂事，總想為後人盡量多留下一點精神遺產。她英文寫作使用打字機，中文寫作則一直用手寫。她寫作從來都是非常認真，不是一揮而就，而是寫完再改，邊改邊謄抄一遍。如此，寫作一部長篇，她該付出多少辛勞，也就可想而知了。
楊先生年及期頤，頭腦還是那麼清楚，談鋒還是那麼強健，筆下還是那麼波瀾橫生。我們從中領略了她的睿智和堅韌，更領略了她的學者風範和人格魅力。兩個多小時過去，百歲回首話不盡，相約重聚茶壽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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