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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馮 磊
一九九二年的一天，我的一個同窗興沖沖地拿著一封信跑回我們宿舍。在雙人床上，我們圍觀了這封普通信函： 「小葛同學，來信收到。你的關於費馬定理的論文我已經看到。您想，如果費馬定理這麼容易就被證明，那不是太簡單了嗎？」
這封短信的最後，落款為蘇步青。
我的一個中學同學，數學成績極好，曾費盡心思去研究費馬大定理的證明問題。之後寫了幾十頁的論文，寄給了蘇教授。然後，有了蘇的這封回信。
蘇步青不因為自己年高德劭而忽略一個熱愛數學的中學生，即使在他看來是十分幼稚的舉動，也沒有忘記回信予以鼓勵。這種做法，我的理解是在「保存革命的種子」。——很可惜的是，我的同學後來並沒有將他的愛好繼續下去。
有投稿的，就必然會有退稿的。在互聯網發達的今天，發表是件輕鬆和容易的事情。但，在互聯網出現之前的歲月，編輯部裡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現象比比皆是。我記得，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星星詩刊》的編輯在「編讀往來」裡回答過一個問題，有讀者問：「聽說你們的字紙簍子是萬人坑，對嗎？」那位編輯怎麼回答的，因為時間久遠，我已經記不太清楚了。
純紙媒時代，寫作是一件苦差事。那時候沒有電腦，寫稿子必須靠手寫。我們本地的一個文學青年，跑到殘聯裡借來一摞稿紙，又買來複印紙，一次將自己的稿件複寫三十張。然後，按照地址一份份投出去。這份工作，看起來非常荒謬。但，竟然也偶有小報五塊、十塊的稿費匯過來。之後，某一天，這位仁兄拆開一封遠方來信。信上字跡龍飛鳳舞，內容如下：「大作拜讀，完璧歸趙」，接著，編輯寫了幾句讓人吃驚的話：「你的稿子我不要看，不要看！」
後來我想，編輯大概是被這種一稿多投的把戲給惹惱了。
知名作家們也都有過類似的遭遇。俄國作家納博科夫把自己寫好的《洛麗塔》交給一位出版商，後者在退稿信裡寫道：「作者實在應該把他的想法都告訴他的心理醫生（他也可能真的說了）……這裡面有些段落寫得不錯，但是會讓人吐到爬不起來，即使是比佛洛伊德還開放的傢伙也會受不了……這整本書從頭到尾都沉溺在一種墮落的氛圍裡面……作者常常寫著寫著就陷入了一種像精神病一樣的白日夢，情節也跟著混亂了起來。讓我最感到困惑的是──這作者居然還想找人出版這本書？我現在實在找不到出版這本書的理由。我建議不如把這本書用石頭埋起來，一千年後再找人出版。」
至於福克納，似乎也是一個不走運的投稿者。他的《聖堂》被退稿時，審稿編輯竟然發出如此感歎：「這本書（不能出版），否則我們只好相約牢裡見了」。普魯斯特的《在斯萬家那邊》遭遇退稿時，編輯冷嘲熱諷地說，「乖乖，我從頸部以上的部分可能都已經死掉了，所以我絞盡腦汁也想不通一個男子漢怎會需要用三十頁的篇幅來描寫他入睡之前如何在床上輾轉反側。」
很幸運的是，這些作品最後都得以問世，成為具有影響力的經典作品。
現在看來，作為一個作者，確實得有強大的內心。否則，納博科夫、福克納們，早就死在編輯的字紙簍這個「萬人坑」裡了。
寫到這裡，我想也應該向那些優秀的審稿者致敬，他們不辭勞苦，從紙堆裡發掘出一篇篇有趣的文字。這些辛勤的裱褙匠們，其實和福克納們一樣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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