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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建強 香港專業人士協會副主席
在波譎雲詭的態勢氛圍下，香港亟待敢闖敢當的管治團隊，搶在時代之先，應對挑戰，贏取勝利。政治問責並非指責和謾罵，追究責任亦非政治問責的終極目的，而是在可接受的程度下給予最大的政治包容，鼓勵問責團隊放膽拚搏，並且通過內部激勵和外部約束，去培養問責官員和公務員的責任和承擔，才是重中之重。
本年度的立法會會期經已結束，但是近年日益被扭曲的「問責」態度，對於換屆在即的特區政府管治，以至對未來行政立法關係，可能會構成深遠的負面衝擊。
這幾年，特區政府絕大部分的政策措施，無論是涉及政治、經濟、民生，甚至是「派錢」，都一律面對批評和反對，都在承受沉重的妥協讓步壓力，而若政府堅持落實，則勢必面對「隆隆炮火」，而主事的問責官員更被點名，要求辭職「負責」，形成一個對抗性，對人不對事的詭異「問責」，並逐漸由監察制衡，偏移到恃勢欺凌，不但無助於提升政策質素，更對政府的有效管治帶來不必要的窒礙。事實上，已有部分官員流露出「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如不做不錯」的因循心態；而在爭議浪頭，更只見被針對的問責官員孤軍作戰，團隊精神漸趨淡褪，令人憂慮若任由如此政治氛圍蔓延擴散，將會催生怎樣的施政態度？
動輒「人頭落地」不利施政
政治的本質是權力，而權為民所授，有權必有責，用權必受監督，這是建設民主政治和責任政府的必然要求。正如政治學家波文斯（Bovens）所指：「政治問責普遍被視為民主治理的標誌，成為『好的治理』的代名詞。」需指出，「問責」（accountability）一詞可追溯到古拉丁語，當中包括「在一起」和「計算、評估、考慮」的意思，最早出現在財務會計中的「財政問責」（financial accountability），關注組織及其官員是否明智和可靠地使用委託給他管理和控制的資金。時至今日，問責概念已與政治密切地聯繫起來，並成為政治文明的體現。
謝爾德（Schedler）從社會學的角度指出，政治問責概念包括兩個基本的涵意，第一是官員對自己的行為或活動負責（answerability），這主要指「公共官員有義務告知和解釋他們正在做甚麼。」第二是強制（enforcement），即「問責機構有能力對違反他們的公共職責的權力使用者施加懲罰」。不過，在香港，政治問責的模式只有一個，就是逢推政策必生爭議，一有爭議必然是政府犯錯，主事官員必須認錯和讓步，否則就必被點名要求「下台」。單是過去一年，已有一名司長、四名局長被公開要求辭職「負責」，「迫辭」已成為香港的政治問責文化。
不過，政治問責制是一套完整的責任體系，並非簡單的「引咎辭職」。一般而言，對於官員的究責，主要分為四個層次，第一層次是刑事責任，這是最嚴厲的一種究責；第二層次是行政責任；第三層次是政治責任；第四層次則是道德責任。前三者涉及「無罪推定」和「直接責任」原則，而最後的一項則涉及「有罪推定」和「間接責任」原則，情況不同，責任承擔亦有異，最重要的還是有關的政治文化、政治慣例和配套機制。
就以東亞運事件為例，無論是審計報告，還是帳委會報告，政府的過錯是甚麼？簡單而言，就是2009年東亞運的營運開支較2006年所提交的預算，多出5000萬元；另外，有1.3億元其他部門開支沒有包括在東亞運的帳目之內，以及1000萬元捐款資助運動員；事實上，從最嚴格的「財政問責」來說，有關指控有其表面理據，但非常薄弱，而且予人吹毛求疪甚至「欲加之罪」的感覺。畢竟，相對於一個區域性大型運動會，5000萬元的「超支」，難以苛責，至於其他部門的相關開支和捐款餘額的應用，亦是依循慣例，屬於情理事宜。當然，有關爭議更是「公說公有理」，指控未曾成立。
政治問責須給予政治包容
坦白說，為政從來不是「鬥差」，但相對於耗費1.26億元，險將社會推向對立撕裂的「五區公投」，以及關乎情色濫權的個人操守，東亞運事件真的是這麼嚴重嗎？嚴責官員、寬待「自己人」，這公道嗎？合乎「程序正義」嗎？
在波譎雲詭的態勢氛圍下，香港亟待敢闖敢當的管治團隊，搶在時代之先，應對挑戰，贏取勝利。政治問責並非指責和謾罵，追究責任亦非政治問責的終極目的，而是在可接受的程度下給予最大的政治包容，鼓勵問責團隊放膽拚搏，並且通過內部激勵和外部約束，去培養問責官員和公務員的責任和承擔，才是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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