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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紀宏
民建聯成立快二十年了；審視民建聯在這二十年裡的各個發展階段，或許可以從中將香港的政局看得更加透徹。而誰來分析民建聯的發展階段？非曾鈺成莫屬了。
曾鈺成說，民建聯的發展大概可以分成三個階段：從成立到1998年是第一個階段；從1998年到2005年是第二階段；第三個階段是從2005年到現在。他解釋的這種分法跟香港政治發展吻合，可見民建聯的經歷也是與香港政治發展同步而行的。
民建聯發展的三個階段
在1991年立法局的第一次直選，三個親中候選人都落敗了，這令我們認識到，一定要組織起來，凝聚愛國愛港力量，參與未來的直選。當時在招募會員方面遇到相當大的困難，因為當時香港社會對「六四」的情緒還十分強烈，親中在選舉中被認為是死亡之吻。即使在愛國陣營裡，部分有意出來參選的人，也不願意給自己貼上親中的標籤。
民建聯成立初期最大的考驗是1995年的立法局選舉，我們的議席由原來的一席增加到六席，算是不錯的成績，但是六個當選入局的都是新人。當時所謂四大天王─曾鈺成、譚耀宗、程介南、陳婉嫻，即在民建聯裡比較有知名度的幾個人中，只有陳婉嫻贏了，其他都落選。
1993年中英談判破裂，直通車無望，有一種思路認為：無直通車，我們搞自己那一套─預委會、籌委會，總之另起爐灶。但民建聯始終認為，香港回歸後的長遠發展，還是要按照《基本法》設定的軌道，逐步擴大選舉成分才好。回歸前那幾年，我覺得我們做得比較好的是，在地區網絡實實在在打基礎，一點都沒有放鬆，支部從幾個發展到十八個。將資源放在設立地區辦事處，扎扎實實做地區工作，提高參政議政水平。
回歸後成為建制派
香港回歸為民建聯開創了一個新的時代，真正的改變是1998年回歸後第一次的立法會選舉，我們有比較好的成績，第一次每個選區都贏得了議席。增加了議席，我們在議會裡擴大了影響，同時可以和特區政府有緊密的合作關係。
當時我們想的很簡單，成為建制派了，彷彿就是建制的一部分。我記得我們有一次辯論，提出回歸後民建聯還要不要組織示威遊行。當時有兩種對立的意見：一是認為回歸後不應組織示威遊行，反對自己的政府；另一方認為，即使回歸後，政府的政策有時仍難免會抵觸群眾利益，示威遊行還是要做的。當時是沒有結論的，但充分反映出一種心態：回歸後就是我們的政府了，我們是建制的一部分了。
的確，回歸後譚耀宗進入行政會議，立法會中愛國愛港的議席比反對派多，一時間好像落實「一國兩制」了，眼前可見的是一條康莊大道。當時我甚至想，民建聯可以功成身退了：保障了平穩過渡，迎來了特區政府的成立，這就算是完成了民建聯的歷史使命，大家就可以退回自己原來的崗位，安份守己地在特區裡扮演自己原來的角色了。我們把政綱改為「建設特區，繁榮創富，安居樂業」，以為我們再沒有什麼大的矛盾要解決了。
感受到當「保皇黨」的不利
但是這個幻想很快就破滅了。有人說董建華運氣不好，剛回歸就遇上金融風暴、禽流感。1999年的區議會選舉還不是太差，那時我們還可以正面提出支持特區政府的口號。但是2000年立法會選舉時，便明顯感覺到民心已變，一味推銷如何同特區政府合作，只會令我們脫離群眾：我們開始感受到當「保皇黨」的不利。
董先生知道管治出現了困難，2002年當選連任之後就開始推行政治問責制。當時，我將這個問題看得比較簡單。特區政府裡包括曾蔭權等主要官員，都相信有一層政治問責官員，做政治工作、負政治責任，就能夠維持公務員的中立。政治任命的官員可以是政府外面來的，他們可以入政府做官，也可以出來選議員、做智囊，這樣有利於政黨的發展，也有利於人才的對流。這看起來很理想。
董先生又改組行政會議，幾個建制派政治力量的代表以及所有問責官員都成為行政會議成員。一時之間，好像已找到了解決管治問題的方法。然而，實行起來卻走了樣：問責官員沒有功夫「落區」接觸市民、做政治工作，沒有達到推行政治任命制的根本目的。
2002至2003年特區政府要進行《基本法》第23條的立法工作，我錯判了當時的形勢，對社會上的抗拒沒有充分估計。加上在立法過程中又遇到「沙士」爆發，加劇了社會上的不滿情緒。我一直都相信政府推出的23條立法內容是好的、對的，並不比其他地方的同類立法嚴苛，只要抓緊時間立法、實施，市民自會從實踐中看到立了法不會損害他們的任何權利。事態的發展─特別是七一遊行─證明這想法行不通。
「七一事件」之後，我們仍沒有料到當年年底的區議會選舉形勢會那麼惡劣，直到臨近選舉才有所感覺。我助選的時候有些年輕人走過來說，投票時要「給民建聯點顏色看看」。後來真的輸了很多議席。我辭職是因為我的確覺得我應該負責任。作為一個政黨，選舉是生命線，在一個大選中受到如此大的挫敗，就算我不是直接負責指揮選舉，也是要下台的。再者，民建聯在該次選舉受挫，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的言行造成的負面影響。「七一」之後我出來說了很多引起很大爭議的話，導致民建聯由7月至11月選舉期間受到更多攻擊，引起更多人對民建聯的抗拒。所以我覺得除了政治責任之外，還有一個實質的責任要負。我沒其他選擇。當時很多人都反對我辭職，認為我不應在民建聯最困難的時候退下。但是我不做主席不等於離開民建聯，只是給民建聯一個重新開始的機會。我退下來，馬力當上民建聯主席，一個新的階段開始了。
「執政聯盟」的曲折道路
曾蔭權在2005年接任行政長官後，有意把特區政府與「友好政黨」的合作再向前推進。他應邀出席了民建聯的中委會會議；他的主要官員政務司司長許仕仁和政制事務局局長林瑞麟，又出席民建聯的「路向營」，討論民建聯與特區政府的關係。當政府決定擴大政治任命制的時候，三位民建聯成員獲任命為副局長及局長政治助理。這一連串的舉措顯示，曾蔭權政府要探索一條與民建聯更有效地合作的道路，希望最終可以發展為「執政聯盟」。
不過，這條道路走起來還是十分曲折的。最近，由於各種政治原因，對於政府提出的若干議案，民建聯在立法會裡都投了反對票。從政府的角度來看，民建聯沒有堅定地支持政府的施政，尤其是當涉及有爭議的政策的時候。從民建聯的角度看，當政府民望下滑時，支持政府便要付出越來越大的代價。這個局面不利於民建聯的發展：每一次民建聯反對特區政府，不但令民建聯和政府之間的關係出現疏離，而且會令不少民建聯最忠實的支持者感到疑惑和失望。(摘自《建港心路──與民建聯的緣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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