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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印平博士。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孫詠珊／整理
澳門是葡萄牙人於明代末年向明代政府租下的一塊地，從1575年到現在大概有四百多年的歷史，橫跨明清兩代，於中國歷史中為一最久遠的西方殖民地。16至17世紀的澳日貿易不僅成為葡萄牙東方航線中獲利最豐的貿易線路，並且對澳門自治政體的形成與發展產生重大作用。就貿易商品的種類及其運送路線而言，澳日貿易顯然是傳統中日貿易的延續和新興中外貿易的發展。它不僅改變了東亞的傳統貿易格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澳門這商人自治城市的市政體制演變。
戚印平博士為哲學博士，浙江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教授。1982年廣播電視大學漢語言文學專業畢業，1990年考入杭州大學歷史系，1993年獲碩士學位（地區國別史）。1993至1995年任職於杭州大學圖書館，1995至1999年在杭州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工作。1999年獲浙江大學博士學位，同年轉入哲學系工作至今，先後任副教授、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宗教學方向及專門史方向）。目前主要研究方向為遠東天主教史、宗教傳播與文化關係史、日本文化史、中日關係史。
1. 商業行會與貿易船長的商務契約
澳日貿易從來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自由貿易，葡萄牙王室一直以「Capitao-mor」（加比丹．莫爾制度）的形式，對包括澳日貿易在內的遠東商業航行加以嚴格控制。加比丹．莫爾在16世紀前指王家船隊司令，16世紀中期因軍事目的而在本土廣泛設立此職。到後期，他不僅擁有對麾下船隻的指揮權，亦可以國王的名義統制其所到之處的文武官員，其職權有如「海上巡撫」或「移動總督」。
在這壟斷性的官營體制下，澳門葡商的經濟權益受到極大的限制。出於生存壓力，他們建立名為Armacao（阿爾瑪薩）的同業行會，由它代表全體澳門商人與前往日本的船長訂立商務契約，以確保澳門市民的基本利益。關於阿爾瑪薩的組織結構與運作方式，李瑪諾神父在《關於澳門居民將生絲送往日本的耶穌會契約及Armacao的報告》（1610）中解釋：「葡萄牙人攜帶中國商品前往日本的最初時期，沒有國王給予的許可書，任何人都不得進行這種交易……當地的加比丹．莫爾支付一定佣金的船費與商人締造協議，使各商人將其希望運送的庫存商品裝上船隻。」李瑪諾神父還記述了船長的義務、回報及澳門市民對他的監督：「三名被選舉者、即居民代表，分別為販賣生絲而前往日本的代理人、協助代理人處理文件的書記，在日本活動的情報官員……此外，還選舉數名事務員，向這些人支付薪金，作為議定契約的報酬。」
我們可從上述商務契約內容作多方面解讀。從政治層面上，該契約表明以往壟斷性的官營貿易體制開始走向官民共同經營的體制。在商人自治城市的澳門，普選代議制的市政體制與商會關係密切。由市參事會員召集市民選出的三名代表，不僅有權決定每人的生絲份額，而且還負責商品的利益分配。從經濟角度上說，上述契約是一份縝密而嚴謹的商務契約，它對相關各方的權利和義務作了明確規定。
2. 澳日貿易與耶穌會士的關係
由於大航海時代的歷史屬性，有關澳日貿易的任何討論都無法迴避商業與宗教的複雜關係。范禮安（Alessandro Valignano）神父曾於1579年10月記錄：「日本耶穌會士的維持主要依靠定期船貿易。根據在中國（澳門）負責定期船事務的葡萄牙商人與我們訂立的契約，日本耶穌會士每年從這一貿易獲得大約4,000克魯扎多的收益……如果不能全部出售，也將按照該公司出售其它所有生絲的價格進行計算……從中大致可獲得2,000特卡特的利潤。」可見澳日貿易與耶穌會士的傳教活動密切相關，並成為後者的主要經費來源與換取傳教許可的政治籌碼。
當日本走向統一王權江戶時代後，澳日貿易及其所帶來的巨大利益，不僅為教會帶來必需的傳教經費，亦是他們賴以生存的政治前提。所以自豐臣秀吉於1587年發佈首個傳教士驅逐令到江戶幕府1639年實施鎖國令為止，禁教命令雖層出不窮，卻少有付諸實施。1591年後，陸若漢（Joao Rodrigues）神父開始陪同抵達日本的定期商船船長，對豐臣秀吉做每年一度的例行拜訪。1601年，他又被德川家康任命為私人貿易代理商。正正是利益驅動，有關各方才極力參與其中；但同樣，雙方因利益之爭而引發激烈矛盾，使得澳日貿易不可避免地走向終結。
3. 澳日貿易終結的原因
從表面看，導致澳門貿易中斷的原因是由於江戶幕府在1639年嚴厲施行的「鎖國令」，但不難發現這結果是由諸多複雜的因素所形成的。
對澳門葡商以及耶穌會士而言，後來居上的對手是新教的荷蘭人和英國人，在企圖佔領澳門失敗後，這些清教徒乾脆像海盜般公開地搶劫。他們還在成立於17世初的東印度公司統一指揮下，加快向日本前進的步伐。英國人亞當斯因禍得福，在會見德川家康後，很快成為其私人顧問，改名為三浦安針，並領受封地屬民。由於他的協助，荷蘭人於1609年獲准在平戶建立商館，正式開始對日貿易。對於一直為天主教所困擾，但又不得不在對外貿易上依賴耶穌會士的江戶幕府而言，荷蘭人的到來為他們提供了一個新選擇。另一方面，江戶幕府開拓海外市場的努力及其與葡萄牙人的利益衝突，亦是導致雙方破裂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般認為，日本商船於1608年在澳門與葡萄人的衝突是澳日貿易走向沒落的重要轉折點。瓦斯孔塞洛斯（Jose Frazaode Vasconcelos）在《葡萄牙人在東方》記載：「1608年冬天，一艘屬於有馬大名的中國式帆船在澳門港越冬。該船船員與葡萄牙人發生了一系列衝突，直至一天或許他們認為有足夠力量佔領港口了，於是同葡萄牙人交手。安德烈．佩索阿事先已得知這一情況。他趕到衝突地點，帶著一隊人打散了日本人。日本人躲進兩座房屋。安德烈．佩索阿下令包圍房子，放火焚燒。在逃避大火時，一些日本人被擊斃，首領被捕，在獄中以搶劫罪將其絞死。澳門主教及其他人士替15個左右死裡逃生的人求情。一些人得到了寬恕，條件是必須簽署安德烈．佩索阿準備的一份文件，宣布他無任何責任，並承認是日本人先出手。日本人簽了字，但回到日本後，向其君主的敘述十分不同，說是被迫簽字的。」
如前所述，澳日貿易從來就不是單純的商業交易，而是合各種政治力量、各方利益需求間相互衝突、相互制約，最後達成某種平衡的產物。因此，當這種平衡被打破後，現有的貿易形式必然發生變化，而耶穌會苦心經營多年的傳教事業亦不可避免地與澳日貿易同歸於盡。（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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