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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香港反對蓄婢會值理合照。 （轉自《反對蓄婢史略》）
──「保婢」與「廢婢」討論的一個觀點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馮志弘
1921年7月22日，香港定例局議員劉鑄伯於太平戲院召開「研究婢制問題之大會」（下文簡稱「大會」）；會上多數意見主張保留婢制，但須嚴防虐婢。同年8月8日，「反對蓄婢會」召開第一次組立會議；1922年3月26日，「反對蓄婢會」成立，開展了此後長達十餘年的「保婢」與「廢婢」討論。「蓄婢」制度牽涉問題繁多，本文僅討論雙方的其中一個爭議，就是，針對當時香港環境─
「蓄婢，是否可視為恩澤貧苦家庭、救助女嬰女孩的慈善制度？」
贊成的意見認為：若干中國貧苦家庭無法照顧家人基本生活所需，旱澇天災，生活飢寒交迫，孩子的生活不會好過。相反，如果讓女孩到大戶人家工作，一方面可以賺取工錢，衣食亦可無憂。劉鑄伯在「大會」的發言指出，婢女可以「免受飢寒，學識針黹，又識字，又習染好行為」，如果生活在父母家庭，婢女很難有這樣的學習機會。
此外，何澤生在「大會」的發言也認為：「貧苦之人，如有兒女數口，撫養艱難，將一女賣與人為婢，冀此多得豐衣足食，勝過在家抵餓。」當然，少數僱主也許會苛待婢女，體罰甚至虐打的行為也有案例。但這些問題的關鍵在於「虐」而不在於「婢制」。如果發生「虐婢」案件，自然有華民政務司懲處，保良局士紳也會處理相關事件。
根本問題是：當某種制度導致一些不好的情況，可以先針對這些情況予以改善，不必馬上否定整個制度的存在價值。同樣，「虐婢案例」也不可以視為「反對蓄婢制度」的必然理由。這也是當時若干論者主張嚴防「虐婢」，但不反對「婢制」的一個原因。
更嚴重的是：部分貧民家庭因為養不起女嬰，竟在嬰兒出生時即溺殺自己的孩子。這些行為在明、清時期已經出現，例如康熙朝《西安縣志》卷6〈風俗志〉載浙江西安縣令陳彭年謂：「或厭子女太多，或恐遣嫁有費，或慮衣食無資，或因求子念急，每每女方離蓐，即行溺死。」《陳確集》別集卷11載陳確自述二十四歲時「產一女，溺之，至今為恨。惟時貧困既甚，顧室中無一有，獨擬一雞為產後之需，臨產而人食我雞……遂恨絕，謂吾父母生我，長大尚如此受苦，是奚翅漚沫者，育之何為？」
「溺女」的行為在民初仍然間或有之。劉鑄伯的發言就指出村郊地區「初生女孩，無人領受，將之溺斃。」衛保赤在〈贊成蓄婢函〉中指出中國「溺女」和「棄嬰」問題出現的原因之一，是中國不如「各國各埠，俱設有育嬰堂」，當父母放棄或無力育養嬰孩，情況堪虞。猶幸「我中國有買婢之習俗，是以貧苦嬰孩有所依歸」。衛保赤是否認為必須保留「蓄婢制度」呢？也不盡然。但他認為禁絕畜婢，「必待中國多設收留貧苦嬰孩之所，然後方可舉行。」否則是「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徒有人道主義之虛名，實則將我中國貧苦嬰孩，斷送生命於無形耳。」周壽臣在「保留婢制三次敘會」的發言也指出：「禁絕婢女，非近日時代所應為……或者俟之異日，中國內地果有工藝廠織造廠，能盡藏貧民之兒女婢女，不禁而自絕也。」這些意見，都反映了當時部分華人對廢除婢制的顧慮。
面對這些問題，「反對蓄婢會」如何回應呢？
首先，「反對蓄婢會」質疑「婢制」是否能夠減少「溺女」悲劇的出現，有沒有相關的調查和統計說明兩者的關係呢？「豈溺女盛時，人皆不買女為婢乎，抑今時人少溺女，皆因養之以備將來之鬻乎？」（〈反對蓄婢會宣言書〉下文稱〈宣言書〉）事實上，「溺女」風俗也不限於村里貧苦，嘉靖朝《瑞安縣志》卷1〈興地志．風俗〉就指出「嫁娶則尚侈，故城市之中養女者反多淹死。」道光朝《福建通志》卷55〈風俗〉，〈鄭光策與福清今夏彝重書〉謂：「豐於嫁女，凡大戶以養女為憚……比戶而計，實無一戶之不溺。」後者的說法大概有點誇張；儘管如此，從這些論述也可見「溺女」問題牽涉更複雜的文化現象。
另外更重要的是：究竟婢制是否真的有助遏止溺女之風呢？「反對蓄婢會」提出了一個質疑，「女之溺者，多在生後一二日」，相反，「婢之買者多在長成五六歲。」（〈宣言書〉）這就引申出一個奇怪的問題：如果打算「溺女」的貧苦家庭經濟已經非常拮据，他們是否還能夠因著五、六年後「賣女為婢」的收入和盼望，就不殺死自己的女兒呢？在這五、六年間女兒的生活費從何而來？「賣女為婢」的想法顯然無法解決生活的燃眉之急。好了，到了女兒五、六歲，當然赤貧家庭也可能因為某些原因打算賣女，但這已和「溺女」風俗主要針對女嬰的問題就無關了。
此外，也有意見質疑婢制具有「慈善」性質的說法。「反對蓄婢會」第一次組立會議的副主席楊少泉在「研究婢制問題之大會」的發言說：「世界之賣買婢女者，其立意果真欲救此無衣無食之弱女哉，彼實為自己便宜計耳。」〈宣言書〉進一步演繹這個觀念，說：「蓋救濟者，必於己能竭其犧牲，於人能保其人格者也，今乃出己之財，而換人之女，犧牲何在？以己之女，而易人之財，人格何在？」
回到最後的問題：倘若禁絕婢制，當時數萬婢女，頓失生計，如何是好呢？為此，1929年，「反對蓄婢會」也作出了妥協，建議訂立十年緩衝期。就當下來說，即時禁絕新的婢女。舊有婢女而未足十八歲者准予註冊，到了十八歲准其自由。假設當時最年輕的婢女八歲，「不上十年，婢制盡地清除矣。」（1929年〈反對蓄婢會會員大會記〉）而政府也不需要設立諸如婢女收容所的機構。
結果是，1929年，港英政府實施婢女註冊制度。1935年「反對蓄婢會」上書要求立例管制養女。1938年，港英頒布養女註冊令，填補禁婢令的漏洞。「反對蓄婢會」終於完成了它的使命。於是，關於蓄婢問題的討論又沉寂下來。
且慢！即使雙方論點看得人頭昏腦脹，是否仍然遺留了甚麼─我想問：「她們」，身為當事人，她們又有何想法？我翻開整部1933年出版的《反對蓄婢史略》，居然找不到一篇或一節婢女的發言或訪談。
故云：不讀書，無以言。
或曰：救救孩子。
9月25日，香港電台節目《窗外有藍天》第八集外購節目〈CARE關懷亞洲〉，其中一節涉及孟加拉童工問題。也許，看過了紀錄片中的童工故事，看著他們的眼神─我們就能夠明白，許多年前，當我們的婆婆還年輕的時代，香港婢女的心情。觀看節目可瀏覽香港電台網頁─節目重溫─窗外有藍天。（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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