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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恩柱
我們對筆記是不陌生的。自漢晉至清，最少有二百種，其中的歷史故事、瑣聞多為正史所不載，考據辯證亦為御制文字不屑一顧。達官貴人或高雅之士，把它列入「引車賣漿者流」之作，以娛樂眼光待之，常拿來作為飯後的談資。實際說來，筆記的歷史價值實在不小，常可彌補正史的缺漏。其中一項，正史著作斷乎沒有，即筆記的作者寫起來禁忌少，自由天地較廣闊，所寫文字表達作者的心境也更貼切。人們筆下的文字拘謹與否，與文字的鍛煉雖然有關，但十之八九是由心境引起的。
但這僅是依中國的筆記而言。西人和東洋人的隨筆與我們的似有不同。法國蒙田的《試筆集》和英人培根的隨筆，幾乎不寫什麼傳奇，而透著一股思辨的力量。這力量，在我國的筆記中是不多見的。然而不管隨筆、筆記出於外國人之手，還是本國人所作，也不管他們寫得多麼灑脫自如，是為給人看這一點是相同的。這一點很重要。因為一個人給另外一個人講述故事時，很可能把真實的感情隱去。Oliphant Sweaton在《培根論說文集》的緒論中講述了一件事。培根原依附於艾塞克斯伯爵，但當艾塞克斯在女王處失寵，行同叛逆而被誅後，培根又起草文稿臚列伯爵的罪狀。這件事導致了1625年出版的《培根論說文集》刪去了1607年寫的《論友誼》的文章。培根在文章中極深刻地說：「世間有些人，他們的生活好像永遠是在舞台上度過似的。這種生活對於別人是掩飾起來的，惟有自己可以明瞭。然而永遠的掩飾是痛苦的，而一個只顧榮華，不顧天性的人可算是一個十足的奴才……」這段話與培根自己在艾塞克斯案中的表現是相互抵牾的。文章要給人看，因此這幾句話十分礙眼，只能「毀少作」了。
讀名人的文章，我們時時要有一個警惕，那就是他自己為了對付公開出版，將真實的心靈閉鎖了，只剩下了能公諸於眾的東西。因此，讀筆記雖較有趣味，但過分相信，自己也就淪入愚人之列。讀名人後代為其祖先寫下的筆記、傳記之類，那番警惕似乎也不易完全放鬆。
然而這種警惕心理，讀日本清少納言《枕草子》和吉田兼好的《徒然草》時，卻可完全地收藏起來。因為這兩種筆記，作者原定是不給人看的，只是生活無聊時記下一點。文字的清脫、真實，把作者的心靈全部地映了出來。
清少納言和吉田兼好在他們的筆記中寫了許多瑣碎、庸常的事，但其中卻透著作者很深的文學修養和人世觀點。在清少納言《枕草子》305段文章中，談論一般見解的文字也有，如《品格》、《說閃話》等，但她揭示這些道理時，也往往以女性特有的細膩觀察做依據，並不空泛，也沒有故作高深或盛氣凌人的神態。但這種文字在其文章中還不是最好的。最好的是她寫日常瑣碎見聞的文字。她之所以寫這些有趣的事而沒表現偉大和崇高，原因就是「沒有打算給什麼人去看，只是在家裡閒著，很是無聊的時候，記錄下來的。」這樣也就沒有了一些文章存在的可憎的虛假。
一些不老實的人，做起文章來，總要做些手腳顯出自己的偉大。更有人喜在隨筆、日記中填入虛假的成分蒙騙讀者。一般的文章騙人不是很容易的，日記、隨筆等卻可輕鬆地把一些人引入歧途（緣由大概是讀者以為日記是給自己看的，寫的全是心之所想）。因有一批這類人在，清少納言和吉田兼好的文章便顯得很金貴。當然，任何文學應以給人看為目的，但從作者主觀角度講，還是寫得真實一點，不要賣弄什麼才好。自然的真實，比為真實而真實，更能引動讀者。有人喜讀筆記，恐怕就為尋求真實。一個不願欺騙自己的人，他當然也就不會願意欺騙另外的讀者。當然，如果社會環境惡劣，也存在不得不騙人的作者。在這一點上，筆記似乎就可分為兩類了：為給人看而做的和不為給人看而做的。後一種文字比前一種是要真實的。
寫作真實的隨筆很難，因為這個作者首先必須耐得住人世的寂寞，不為虛榮、利害所誘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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