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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潔華
近年多了一個身份被標榜和推廣，就是校友。
小學、中學和大學都在仰賴校友會的支持，包括物料上的贊助和捐助以擴建校舍，舉辦各種活動，還有贊助學金。非物質的支持亦有以義務導師的身份指導在學幼輩，分享專業知識甚至人生經驗。校友們處於年長的人生階段，也會珍惜從前在學日子的各種因緣，亦樂於把自己所獲取的回饋母校。
大學甚至設立校友事務處，幫助各系各院組織校友會，每年都舉行校慶表演及祝賀宴會，以聯繫多年失散、移居海外的校友。
一位大學校長至為感動者，乃每逢到訪美加各大城市，校友們皆風聞而至，老遠跑來相聚；即使跟新任校長素未謀面，母校的一切皆與自己有不解之緣，那份感情跟當年康有為團結海外華人為祖國出錢出力性質相近。
校友身份以及對母校的情誼，也是預設了條件和基礎的。我的一位友人便非常不喜歡自己的母校，因為回憶中都是沉悶、責備與惡性的競爭。
她認為母校過於精英主義勢利，對平庸者不屑一顧。她甚至對自己生命中最美好的年月就讀於此校感到遺憾與惋惜。但更多人在營營役役了半生以後，對於那些識於微時的純真情誼感到份外親切，在重聚中彷彿希望生命可以從頭再來一趟，是故「那些年」一類的電影除了吸引年輕的觀眾，便是中年及後中年的觀眾。
這情況同樣出現於校友的組群，可以猜想母校六十周年慶典，捧場客都是近數年畢業的，以及早卅年或更早年畢業的，奇怪是早十年畢業的是稀客。他們不是忙於求成，便是追求別些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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