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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 。 網上圖片
文：李恩柱
丞相原來是極有權的。遠古不必說了，那時的官職有丞相之實，而無其名。一般說，春秋戰國時期才有丞相之名。戰國時期是個亂世，周王室已經衰微，諸侯國做大，今日你滅他，明日他吞你。這種形勢下，各國不僅重用本土的才俊，而且想方設法招徠外國的秀彥。衛國人商鞅，在魏國丞相公叔座（也有人稱之為公叔痤）的手下當侍從官中庶子，公叔座知道他賢能，國君魏惠王卻沒有重用這個外國的年輕人，商鞅就跑到秦國去了。《史記》曰，秦孝公六年「乃拜鞅為左庶長」，推行新法。
這裡的「左庶長」，不是秦二十等軍功爵之中的那個第十級爵位。秦國在商鞅變法之前有四種庶長：大庶長、右庶長、左庶長、駟車庶長。四種庶長之中，除了左庶長可以由非宗族大臣擔任，其餘全部是宗族專職。鄭良樹先生評述商鞅時說：「秦孝公委任商鞅為左庶長，成為一人之下、萬民之上的最高行政長官，領導秦國全國的改革運動。」可見秦孝公對商鞅的支持力度是非常大的。《史記》曰「商君相秦十年」，不寫年代，易啟猜測。
商鞅頗受秦孝公禮遇，多次授予爵位，其原因，主要還是商鞅的治國理念打動了孝公。「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道理，不僅孝公稱善，幾千年後也讓人讚頌不止；「法之不行，自上犯之」的警世之言，不僅有益於當時的秦國人，後世可能更加欽佩商鞅之遠見。據《戰國策》說，秦孝公一度想把王位「禪讓」給商鞅，商鞅「辭不受」。當然，商鞅的「法」只是「治民」、「愚民」的工具，與民主社會的法治之「法」並不相同，但他能看到「法」的命運首先在於高層，無論如何也算深刻。
先秦時期，君主對幫助他治國的丞相很尊重，不僅僅一個商鞅受如此禮遇，其餘國家的君主對支持他們改革的丞相都很好。然而，我們能不能說古代中國的君和相曾經完美合作，假如堅持下去，會創制比較完美的制度？這麼說恐怕輕率了點。第一，歷史不能假設，頂多給後人一點教訓，但教訓有相反的兩個方面。換句話說，歷史不僅可以從好的方面為後來人提供教訓，也從另一面向後來的高層傳授「牧民」的經驗。因此，「如果」、「假如」之類的詞，意義不是很大；第二，檢驗一種制度是否完美，不能只用一兩天的時間。有很多事物，初時並非不好，但不久就變得面目全非了。秦孝公死後，剛承襲君主大位的秦惠文王便把謀反的罪名加之於商鞅，並施以車裂酷刑。
一個人、一件事可能不足以說明什麼，人們可以心安理得地認為那是個別現象，是個案，是十個手指中的一個小指頭。然而，如果類似的特例多起來，人們仍舊用「指頭論」安慰自己，就無異於掩耳盜鈴。
秦朝立國前後，丞相地位不斷變化，原因與其說在於最高統治者個人品德，毋寧說是天下大勢和制度引起的。
春秋戰國時期不同以前，各國爭霸不斷，雖然血緣關係仍是決定君臣之間關係的重要因素，但沒有血緣關係的人也能得到重用，且能與國君的關係比較密切；後來則更進一步打破了血緣的束縛，君主視臣子的能力授官，臣子以君主的行為決定是否給他做「智囊」，順心就留下，煩心則重尋新主。顧炎武描述這種情形謂：「邦無定交，士無定主。」改革，也前所未有地成為發展國家實力的重要措施，甚至是唯一出路。
而秦國在秦靈公去世之後，新和舊兩派明爭暗鬥，從靈公到出子，秦國白白浪費了四十年的時間。秦孝公說：「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其實，無論古今，無謂的派性爭論，無謂的門派爭鬥，國家都不可能安寧！如此環境之下，國君對丞相幾乎言聽計從。即使剛剛立國的秦朝，皇帝對丞相也相當尊敬。可一旦皇帝腳跟站穩之後，丞相的命運就呈現另一種景象了。
為了一時之需或是形勢所迫做出的謙和狀，雖然美好，卻不是常態。一旦形勢發生變化，謙和可能驟變為傲慢，和顏悅色可能成為殺氣騰騰。在皇權（王權）之下，相權在某一君主任內的強勢，並不能決定丞相在權力構架內的地位。秦朝以後，丞相的地位一降再降，到朱洪武時代，終於取消了丞相一職。他下詔嚴厲地說：「以後嗣君，其毋得議置丞相。臣下有奏請設立者，論以極刑！」
丞相是皇帝的輔佐，我們不能說相權擠壓皇權才正常，而是說丞相只是皇帝手中的一顆棋子，沒有制度保證他受皇帝的禮遇。這方面劉邦、劉徹、趙匡胤的行為最能說明問題。
漢高祖在用人方面有高明之處。他知道自己的強項與弱項。他曾說自己帶兵不如韓信，政務不如蕭何，計謀不如張良。論功行賞時，劉邦也很實事求是，把蕭何排為第一，位列眾卿之首，准許他穿鞋帶劍上殿。
然而，我們也應看到另一個方面。
公元前195年的秋天，黥布造反了，劉邦御駕親征。期間，劉邦好幾次派使者打探相國在幹什麼。有人提醒蕭何說，皇上對你起疑心了，滅族之禍就要到了！蕭何問計，那人建議蕭相國快些多多地強買賤買民田民宅。「於是相國從其計，上乃大說。」
蕭何是劉邦的夥伴，跟著劉邦一起造反，為漢王朝的建立頗有功績。但為自保，捐錢捐物不說，還自污名節，皇權與相權究竟是什麼關係，不是明若涇渭嗎！還有那個劉徹，在位54年，丞相換了十幾人，免職、處死的好幾個，結局好的則不多。後人最樂意提及的是宋朝的丞相，覺得那時的相權很強大。其實那與趙匡胤施政策略有很大關係。宋初，趙普為丞相，經他手簽字的文書多了一點，趙匡胤便很不滿，最後以堂帖勢力太重為藉口「尋有詔禁止」。批簽文書這樣的事情，皇帝也對丞相不放心，這樣的相權豈可謂強？
一種體制的改變，需要忽略自身利益的改革者，封建專制社會恰恰缺少這樣的人，多的是皇權的崇拜者，所謂改革，其實是易姓；所謂穩定民眾的策略，說穿了就是讓老百姓覺得新皇帝給他們填飽了肚子，實際上不過在他們的空飯碗裡填了半小勺飯，其餘什麼也沒有。
古代的體制，既僵又不僵。僵者在於幾千年來毫無改變，不僵在於幾千年來統治集團一直想方設法尋求最大利益。也就是，諸事以皇權為核心，萬變不離其宗。一個統治者偶爾惠民，一條統治措施偶然給民眾帶來實惠，都不必歡呼雀躍，因為那都是一時的，尋求最大利益者還在謀私利，沒有止住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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