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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底，以揭露光州某聾啞學校發生幼年學生遭校方高層性侵犯事件的韓國影片《無聲吶喊》（Silenced），在其公映2個月後，學校終於被司法部門強制關閉，受害學生亦受到政府賠償，其他涉案人員正等待接受最終的審判。
這或許是電影介入社會的成功案例之一，但在電影的背後，卻是當地人權組織長達6年的申訴和抗爭。正義的獲得從來都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無論是電影原著小說作者還是導演，他們相信的，是真相被看見的力量。 ■文：Cate
一次無意的闖入，聾啞學校的手語老師發現了被凌虐的低齡學生，一個滿身瘀傷、極度受驚嚇並有輕微智障的小女孩。在老師的鼓勵和呵護下，以慈善為光鮮外表的福利學校，頓時變成荒蕪封閉的人間地獄：由家族經營管理、為所欲為的校方高層將那些無法發聲、無法吶喊的孤兒們視為可隨時玩弄和欺辱的性玩具。然而，發現罪惡還只是第一步，在學校與當地權力機關所盤結的密密實實的關係和利益大網裡，邊緣人群更像是大象腳下的螞蟻……
2008年，韓國作家孔枝泳在網絡上讀到了這一個案件的審判報道，判決結果是，本來因性侵犯而被判入獄5年的前任校長，因為上訴成功，得以減刑至2年零6個月，並緩刑3年，而另一位被判有罪的學校行政人員，更因為一個法律漏洞，只輕鬆的交了2萬美金罰款，就立刻獲釋。正是讀到「在法院聽到宣判的那一刻，庭內的聽障者都哭了。」這位作家再次去尋訪事件受害人，並與他們一起生活了10天，將孩子們的悲慘遭遇寫成了小說。至此，離悲劇的發生已過了8年。
資料上說，早在2005年時，就有國家電視台製作專題特輯以揭露此事件，但遭到涉嫌人員所屬宗教團體的抗議。直到人權組織的介入，才得到司法部門的正式受審，最後的結果卻意外地開釋了所有涉案人員，如前文所描述。
電影《無聲吶喊》根據小說的故事線，再次向公眾交代了事件的來龍去脈。但由於拍攝完成之際，受害者保護團隊還在努力爭取案件重審的機會，也沒有得到來自法院的回應，因而電影的基調以壓抑和激憤為主。直至結尾打出字幕，交代人權組織仍在不懈地努力中，這樣微小、脆弱又燃不盡的希望，仍沒有讓觀者擺脫冰冷的失落。與其說，這部電影是在呼籲一種對不幸的關注，倒不如說，是導演為受害者向社會發出的求救訊號。不得不提的是，和一般訴訟案件類型的影片不同，參與調查和起訴案件的成年人，在電影中被明顯弱化。導演黃東赫將電影的重心放在事件的還原上，而非複雜又曲折的證據搜索過程。鏡頭前，受害兒童作為證人，一次又一次的痛苦回憶細節，讓觀者在極大地同情其遭遇時，也深深地為他們的勇敢、機智而揮臂叫好。
法庭上有這樣一幕，一位受害兒童被被告律師設下圈套，令其對涉案的雙胞胎兄弟中的一位進行指認。就在周圍成年人都一籌莫展時，小女孩突然想起對方在每次施行凌辱時，都會做出的小動作。當小女孩站在對方面前，重複這個動作時，對方眼裡的躲閃和驚恐曝露了真實身份。
吶喊之後
同樣是電影作為一種社會實踐的手段，也是根據真實事件改編的美國電影《永不妥協》（Erin Brockovich, 2000）則因為社會、文化背景的不同而有了不同的處理。該片講述了一名單親母親，為了保護社區居民的飲水健康，而起訴一間大型私人電力公司，並憑藉勇氣和毅力，而最終打贏了這場美國有史以來最大一宗民事賠償案。理性的邏輯推理加上人心對社會公益的共同渴望，讓觀眾在同情受害群體受到欺騙和不公正時，也超越了憤怒的情緒。該片的成功可謂名利雙收，一方面把事業陷入低迷期的朱莉亞．羅拔絲推上了奧斯卡的寶座，另一方面，宣揚個人的永不妥協精神以及正義戰勝邪惡的積極力量，令該片獲得了反映社會現實的功能以外的藝術成就。
還有一套港產片也值得拿出來比較。2001年上映的《等候董建華發落》，關於一批在97回歸前夕等候獲得確定刑期卻因行政疏漏而被忽略的未成年犯的命運。但導演邱禮濤想探討的議題更多，涉及司法制度的完善、對香港回歸後的前景、甚至對教育的反思，都融合在監獄外、為未成年犯命運四處奔走的議員和他的助手們的身上。對話和辯論，是電影的主要場景，在對話和辯論的背後，是一種知識分子式的理性回歸。
《無聲吶喊》的導演曾說，無意做任何批判和控訴。所以，他在電影中也放棄了對「為甚麼會這樣？」的追問，而將「原來發生了這些事」推到了觀者的面前。他把疑問和反思擱下，並留下更多人以實踐參與的空間，則是出於對現實案情發展階段的考慮。
聾啞學校最終摘牌，光州地方政府已在今年開設國立特殊學校。司法部門重新對當年涉嫌人員追究其法律責任，韓國國會也以多數通過了《性侵犯防止修訂案》，並提高了懲罰的最高年限。這當然是所有人都喜見的結局，但同時也會幽幽的想，到底還有多少個類似這間「聾啞」學校這樣，披著慈善外皮的狼在作孽？韓國近年出現很多涉及社會敏感話題的電影，幾時才會出現一些對制度探討和現象反思的作品？我們滿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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