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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出席一個座談會，同座的有杜琪峯和邱禮濤，大家無可避免又提起年前甚囂塵上的「香港電影已死」論述。杜導直言從不覺得香港電影死亡，並提出與其說大家跑去拍合拍片令港產片質與量俱下降，不如說當年大家蜂擁到荷里活去，儼如發了一場不真實又快醒來的夢。
會上，大家都同意，港產片至今仍沒有一個一致的定義。香港電影金像獎、香港影業協會各自有規定，但要多少個香港人參與一部片，才叫港片，似乎只是一個因應不同需要而去約定的問題。若說定要在製作上下一個精確的定義，毋寧從意識表現上，為「香港電影」確立一個身份，似來得更有意義。
香港電影，自然該是能表現香港精神的電影，而香港精神，並不是抽象的甚麼核心價值，而是可以從當下城市生活（當下又必然帶上往昔歷史文化的烙印）找到的各式特色，包括高速、效率、向錢看、反智、一窩蜂和機變靈動。表現在電影中，便是高密度剪接、節奏明快、動作主導，以至男盜女娼的題材。
香港電影正是這樣一種現實存在的意識結晶。從其本身觀之，它適應性高，包容性大，傾向轉型、變身而不容易以「死亡」類比。之前港片減產，青黃不接，不是因為缺乏人才，只是市場結構轉變，投資者和年輕人都未即時適應過來。
近兩年的走勢是，融資及製作系統得到改善，反而是新力軍的質量問題。舊的電影人嗟嘆一代不如一代，年輕人反指舊人創意枯竭，「霸著茅坑不拉屎」。
其實香港電影人新舊之別不在才華，而在對電影的熱誠。舊人大多心有同感：今天的年輕人不少僅得「三分鐘熱度」（所謂「吃不得苦」只是同一現象的不同表述），表現出來，有時甚至很急進，一旦曉得在可見將來沒有機會當導演，便打退堂鼓。
那其實也與電影器材有關，今天拍電影實在太容易了。
i-phone年代，速度要求不是舊人所能想像，而這也可能是香港精神的進一步體現。 ■文：朗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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