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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美國女詩人Emily Dickson，曾歌詠大腦：「比天空遼闊／比海洋更深／與上帝等重。」大腦，這個被包在堅硬頭骨內，軟如豆腐，充滿奧秘的精密器官，是人類成為萬物之靈的關鍵。伴隨近十年來腦科學的蓬勃發展，大腦的神秘面紗逐漸被揭開，那些鍥而不捨探索大腦奧秘的人，也走入了我們的視野。洪蘭就是其中之一。
她被譽為台灣腦科學研究領域女性第一人，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就一頭扎進那個當時資源還很有限的科學領域。她看似選擇了一條和許多相夫教子的女性截然不同的道路，將大量時間獻給實驗室、獻給科學，但世事的奇妙恰恰在此──當你回望她從如花歲月一路走到65歲年紀的人生道路，便會發現，她不但擁有每個平常女人的幸福，而且還為科普發展、為教育、為更多人創造了不一樣的明天。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攝：彭子文
洪蘭從台大法律系畢業，去美國讀書那年，只有19歲。
女生選擇攻讀腦科學，別說是那個年代，放在今天，都是一個令人佩服的決定。所以洪蘭將她當時的狀態，稱為孤軍奮戰。「女生做這個領域的，的確很少」，但正因為少，才更要有人做——「要為後面的人打開這條路」。
之所以會對大腦的奧秘感興趣，源於她讀法律時累積下的好奇。「為甚麼這個人，會做出這種行為？」個案例子見多了，她便想了解背後的緣由。行為來自大腦，那麼觸犯法律的人，在大腦層面和常人是否有異？起初覺得這樣探索下去很有趣，很快日新月異的科學儀器發展出來，驗證了她的猜測。
性犯罪便是最直接的例子，當研究者能通過觀測假釋犯大腦反射區的實驗，發現他對自己的行為缺乏自控時，那麼假釋便不能進行。洪蘭說，這是社會責任，也是科學，和罪犯已被關了多久有多可憐的人道精神無關。「因為你看到他在實驗中，一見signal，就會按下那個鍵，他大腦反射區還是無法自我抑制，放出去，還是會再犯。」
因而洪蘭鼓勵女性進入腦科學研究領域，不只因為女生不易分心、可以長時間坐在實驗室，更因為許多研究成果本身，正是在為女性造福。
影響父母，改變教育
從事腦科學開發的人，不但在洪蘭讀博士的那個年代寥寥無幾，哪怕是在二十多年前她回到台灣時，一樣很冷僻。能夠堅持這麼多年，動力來自何處？洪蘭說：「因為能影響到那些父母，因為能改變台灣的教育。」
華人社會對腦的認識程度，相比歐美落後了一截，且在過去許多年中，都因愚昧而存有誤會。譬如日本上世紀提出一個錯誤的「右腦革命」概念，國人就一直跟著講、一直重複著錯誤。觀念的改變需要時間，在教育問題上，扭轉錯誤需要更多時間。天下沒有父母不希望孩子聰明，但究竟甚麼是正確的教育方法，很多家長並不明白。開口閉口怨孩子智商低，氣極了更口不擇言：「怎麼笨得像豬？」
但洪蘭認為，不論孩子先天的智力如何，都要去愛他、讚賞他，而不是以非理性的方式去傷害他。
正因為她研究大腦，所以她懂得鏡像神經元這看似枯燥的名詞，其實就是指記憶的重要性——模仿是最原始的學習。年幼的孩子，可以成為任何一個你希望他成為的人，問題在於你幫助他養成怎樣的習慣，你留給他怎樣的記憶——其實我們生而為人，每個成年人的「今天」，都是過去經驗的總和。
她曾經遇過一個家長，說孩子兩歲半還要用尿片，已學會撒謊，無可救藥。洪蘭大驚，就算古語說「三歲看老」，可孩子才兩歲呀。原來孩子打破一隻碗，悄悄撿起碎片扔進垃圾桶再覆上垃圾遮掩，被媽媽看穿了，責問起來說：「不是我打破碗。」「那是誰？」「家裡的狗。」
這件個案令洪蘭感到心酸的地方，是為甚麼一個兩歲的孩子，就已懂得犯錯要被責罰，所以下意識用謊言去掩飾。中國家長，到底從孩子多小的時候便已開始嚴厲地對他們施加要求了呢？孩子見到父母會怕，他們怕父母失望、怕做錯事父母就會不再愛自己。
沒有不可教的孩子，成年人望子成龍成鳳，每當這時，洪蘭總會反問家長一句：「那你是龍是鳳嗎？」教育，不是一步登天，而是不離不棄。
閱讀，改變你的大腦
孩子的大腦會不斷發育完善，而家長的觀念也該隨時代改變——台灣教改20年，愈改只是讓青少年的課業負擔愈重。所以洪蘭會不斷嘗試與教育者溝通，讓他們明白閱讀的重要性。1992年洪蘭剛回台灣時，學校根本不讓她進校推廣課外閱讀——課本都念不完，讀甚麼課外書？但這麼多年下來，人們漸漸看到閱讀與大腦創造力的重要關聯。如今到了寒暑假，許多中小學校長會主動寫信給她，徵求二手課外書，發放給學生在假期閱讀。
洪蘭說，閱讀會改變你的大腦。閱讀會使人有同理心。
閱讀會活化大腦神經，這便是為何會有「觸類旁通」之說。創造力本身就像是水與石兩樣截然不同的事物相遇，擦撞出新的思維。打開一本書，就是打開一個世界，打開一段生命經驗，將孩子引進閱讀之門，就等於讓他超越時空限制去最大限度激發大腦神經的活躍。好奇、聯想、思考、探索，這就是讀書讓人變「聰明」的原因。
她身體力行幫得最多的，是台灣原住民部落的孩子。「有些住在山地的孩子，出生就只懂得扛高麗菜，沒見過海，更沒見過電梯。」洪蘭想方設法將他們一批批帶下來，告訴他們「教育是脫離貧窮的唯一機會。」送去學校教他們識字，唯一的條件是——他日學成要回到部落反哺下一代。其中不乏有人考上台大等名校。如果這些孩子真的不願意讀課本怎麼辦？「鼓勵他們去讀喜歡的專業，幫他們找到興趣。」激發他們的腦去思考、變得活躍。
木工、服裝設計，讀甚麼都好，只要肯讀。
許多家長不明白書讀下去，其實是相通的。而洪蘭身為一個科學研究者，與作家等身份最大的不同，便是能提出科學證據——為家長解釋科學背景、讓他們真切地看到孩子腦內神經是怎樣連接，這些神經因閱讀而出現了哪些改變。男生喜歡讀動手性強的書籍，女生喜歡讀細膩情感類的書——單是大腦，已能反映兩者不同。人的觀念不能一夜之間改變，惟有腳踏實地一步步用實驗數據博得信服力，一點一滴創造出可能性。
但只要有可能性就好，洪蘭的主張，今時今日在台灣，已愈來愈被教育界所理解。
「家」永遠是首選
你大概會以為洪蘭是事業心很強的女人——為那麼多孩子做那麼多事，還有時間照顧自己的兒子嗎？
在她選擇進入這個行業的70年代，身邊沒幾個女人能堅持下去。那時的女性，更注重回歸家庭，很多人沒念完書已經結婚，像洪蘭這樣結了婚能繼續念完學位的，已是絕少。蠟燭不能兩頭燒，能兼顧事業和家庭的女性很少。她卻想：「我自己有這個能力，又不需要先生養，更覺得這領域有趣，那就有足夠的理由走下去。」
腦開發領域，讓她每天都有驚喜——「每天都看到新的東西，新的儀器，如核磁共振、腦部掃描等。」愈加清楚看到人的情緒怎樣因大腦神經而改變，新的觀念如潮水般湧來，她要不斷地接收和豐富自己的知識，也要不停地在實驗室進行求證。
「在實驗室從早上七點呆到晚上十二點，如果我先生不做這個領域，大概早就離婚了。」洪蘭笑言，幸好丈夫和自己在同一個實驗室，否則一個從來不按時回家燒飯的老婆，大概很說不過去，兒子更是乾脆帶到實驗室裡，從早到晚，就在做實驗的父母身邊，無憂無慮地長大。
「做這一行，身後一定要有個人支持你。」這是心裡話，也是事實。
但出乎意料的是，如果你問洪蘭，事業和家庭之間，一定要做選擇時，她會堅定答道：「我會選家庭、選孩子。」
1984年，她和丈夫代表不同的研究所，同時受邀參加某國際知名的腦科學研討會議。臨上飛機前一天，兒子出水痘，很嚴重，她想都沒想就決定留下來不去開會了。而這次會議，恰恰造成了她與丈夫其後事業上的巨大分野。「你喪失了這個機會，就意味著喪失這個機會帶來的很多很多機會。但為了孩子，我必須停下來。」孩子沒了就再也不會有，事業中斷了仍可以重新開始。
當身為女性的她，一定要面臨選擇的分岔時，她會一如她當時選擇科學研究這個高難度事業一樣，堅定地選擇家庭，選擇自己36歲才有幸得到的兒子。
65歲的她至今相信，挫折是本分，至於幸福，那只是福分。
將花樣年華完全獻給腦科學研究，無論經歷過多少挫折，都只因洪蘭腦海中有個固執的信念：「做這一行的人太少了，我要拚命教起一批新人接棒。」繞指黑髮在歲月裡變得蒼白，而她教出的研究生有些也成為了教授，差不多可以放心了。20年前這一個資源匱乏、台灣無人問津的領域，如今已經後繼有人。
她說：「直到1999年，都沒人相信大腦真的可以改變。」——通過閱讀、教育、後天的悉心培養及千千萬萬遍對同一行為的不斷重複，可以刺激大腦神經改變其本來的形態。
現在，許多人都已相信。因為她，因為她千千萬萬次的複述與推廣，因為她改變了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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