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樹仁大學企業及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司徒永富博士
最近，筆者讀到不少有關標準工時的新聞，其中令我印象較深刻的，就是父親節翌日，多份報章報道有爸爸慨嘆工時很長，為了謀生而錯過了很多與子女相處的寶貴時光，基於長期作息失衡，要求盡快訂立標準工時。有評論認為訂立標準工時，會有效改善作息失衡的局面。我希望藉此探討一下，社會近年對要求訂立標準工時的原因。還有，為標準工時立法，是否能有效針對作息失衡嗎？
筆者先嘗試以文化角度討論一下香港僱員作息失衡的現象。根據文化學者霍夫斯巴(Hosftede)早於六、七十年代，透過IBM進行的調查研究發現，西方社會一向較重視享受生活，而香港及新加坡社會則會以工作釐定個人成就。
事實上，西方社會一向十分重視平衡作息，很多僱員都不會超時工作，更會在下班後回家或與朋友相聚。西方社會的生活觀，多幵眼於「現世」。他們不會刻意為下一代儲蓄，認為下一代自然有能力為自己打算。
反觀香港，很多僱員目光長遠，勤力工作目的不單是希望多勞多得，更希望藉此為下一代多儲蓄一點，即使他們退休，仍能剩餘財產給子女，「老豆養仔、仔養仔」的概念根深蒂固。因此，不少香港人會為了子女而長時間工作。
「三高」造成結構性成本問題
若我們從香港經濟發展角度討論僱員未能享受平衡作息的原因，可用「剝洋𧩓」的方式逐層解構。近年本港租金不斷飆升，令企業經營者的負擔愈來愈沉重，再加上很多原材料價格持續上升，令經營成本不斷增加。
再者，由於香港經濟體系屬外向型及動態，很多行業的僱員流動性很高，求職者往往會因另一份工作的薪金待遇較佳而選擇「跳槽」，致令有公司長期沒有足夠的員工應付工作。因此，不少僱員都需要面對超時工作的問題，最終導致作息失衡，而僱主或需要提高工資成本聘請或挽留僱員。這「高租金」、「高原材料」及「高工資」成本的「三高」，造成結構性成本問題，導致本港不少企業經營者的業務營運更加困難，做生意所需要承受的風險亦愈來愈高。
社會應理性地討論，有何政策的選擇可解決由結構性成本問題衍生的作息失衡問題？現時坊間有意見指出，訂立標準工時便能解決作息失衡的問題。這個構思，我相信能即時紓緩部分僱員超時工作的情況，超時補水亦能讓員工收入增加。但此舉未能完全解決問題，反而帶來社會的多種「副作用」，包括有僱主會為減少薪酬支出而引入更多機械及自動化的運作方法經營業務，例如以自助模式讓消費者付款、銀行客戶以自助模式理財等，從而減省人手，結果導致就業職位減少，甚至僱員因加班收入高而增加更多標準工時內完成的工作壓力。
政府應牽頭推動平衡作息
政府近年推出五天工作周時，雖曾遇到不少執行上的困難，但現時已相對順暢，並成功令不少行業跟隨，足見政府的影響力。事實上，筆者所管理的企業，早年亦已推行彈性上班時間及長短周政策，成效顯著，既能協助員工平衡作息，更可減省行政管理的工作負荷，有效減低員工因工作而來的心理壓力和負面情緒。筆者認為，企業若能引入更多家庭為本的人事政策，更能有效讓僱員達致作息平衡。當贏得員工的心，企業的生產力亦會有所提升，令整體社會得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