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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琴淵 灣仔區區議員
香港自從去年5月實施最低工資以來，為不少基層人士提供最基本的收入保障。根據政府統計處的資料，今年第二季全職僱員的平均每月收入按年上升4.8%，而收入最低之10%低薪僱員的收入增幅高至10.4%；自去年中本港失業率維持在低位水平，一直徘徊在3.2%至3.4%之間。張建宗局長曾在撰文中指出： 「實施法定最低工資也令低收入人士的收入明顯改善，截至今年8月底的領取綜援個案數字亦顯示，整體領取綜援個案持續下跌，失業綜援個案更由2009年9月的34,121宗，持續減至今年8月份的25,070宗，三年間大幅下跌四分之一多。」
最低工資委員會日前達成共識，建議把最低工資由現時的28元調升至30元，加幅達7%，可望於明年5月生效。以上種種都說明了最低工資政策已穩步施行。
最低工資得以順利啟航，不得不承認是與實施的時勢有關，相比2000年推行強積金制度時正遇上香港經濟低迷，導致民怨沸騰，最低工資可說是生於良辰吉日，適逢香港的經濟處於一個擴張期，內部消費需求旺盛，訪港遊客屢創高峰，帶動旅遊、飲食、零售等行業蓬勃，吸納大量低薪僱員。正因為勢頭好，不少議員和工會領袖借勢發功，力推一年一檢最低工資，要求政府立法規管標準工時，展開勞資角力的新戰線。最低工資實施時間尚短，對香港的負面影響如何尚屬未知數。大家可能有留意，根據統計處的數據，僱員薪酬佔成本比例較大的消費項目，如管理費及其他住屋雜費，去年全年計的通脹率為4.1%，高於過往5年的負0.2%至1.4%的水平，這意味最低工資令到住私樓的業主要承擔高昂的管理費，這些業主不乏是住在舊區的長者，如灣仔、深水埗、油麻地、西環、北角、觀塘等地區。由於保安員薪水調整，僅三四百呎的單棟樓，每個單位每月要繳交的管理費高達700元以上，有許多大廈的業主承擔不起大幅度增加管理費，不得不捨棄夜間的保安員，由此衍生出另一個社會問題就是治安，筆者在另文已論，不作贅述。最低工資的負面問題尚未消化，一旦通過標準工時，對這群私樓業主來說就是雪上加霜。
他山之石 未必可以攻玉
標準工時是指由政府訂立清晰法律規定標準的工作時數，若過時工作，僱主要支付額外的補償，也就是超時加班費。現時有許多國家或地區實施不同標準的工時，如日本、韓國和芬蘭，每周以40小時為限，新加坡是44小時，而澳門和英國為48小時，普通採納加班薪酬為1.5，以上這些國家和地區還制定工時上限。上屆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曾往韓國取經，現多位立法會議員倡議香港應仿傚韓國立法規管標準工時，論調是推行標準工時以保障勞工權益，改善生活質素等。這種說法未免太籠統、太狹義。韓國現時標準工時規定不是一蹴即就，其動力是源自1997年出現經濟危機，導致大量工人失業，1998年人民要求政府降低法定的標準工時，以達致共享職位和創造就業機會。
勞資雙方應協商調和
根據資料顯示，韓國於1953年制定《勞工標準法》（Labour Standards Act），最初標準工時是每天8小時，每周為48小時，1989年減到46小時，1991年進一步減到44小時。但近年來，在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經合組織OECD）的34個成員國當中，韓國工人的平均工時最長。以2008年為例，韓國每年平均工時2256小時，而經合組織（OECD）成員國是1765小時。香港的工時問題一向由僱主僱員協商而定，各行各業的工時和加班費問題都按市場走勢自動調節，而香港的勞工條例和政府部門都有適當的保障和監管，守法和善待員工已成為香港僱主的優良傳統文化和價值觀。香港有自己獨特的營商環境、勞工市場狀況、文化背景、社會實情。僱主為著鼓勵員工士氣，多以軟福利制度與僱員建立良好關係，如勤工獎、年獎、雙薪，較大的機構更有培訓資助，提供法定以外假期、員工聯誼等，都是促進勞資融洽、員工和諧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標準工時雖有許多好處，但涉及的問題和範圍極之複雜，不宜冒進、急管緊弦，必須靠多方協調配合才能奏出優美的樂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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