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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許競思
有關全球化的討論在近年十分熾熱，國與國之間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等不同方面不斷融合，在這樣的一個大前提下，華文世界的文學該如何自處呢？互聯網、電子書及電影對文學又有什麼影響呢？中國文化部部長、著名作家王蒙先生及著名作家白先勇先生早前到香港城市大學任一講座的主講嘉賓，便以對談形式，從古至今，探討華文文學身處的環境及其面對的困難。講座由香港作家聯會、明報月刊及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合辦，華懋集團贊助，同場並有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李歐梵及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主任許子東教授擔任回應嘉賓，討論的氣氛十分熱烈。
文學面對的困境及其價值
王蒙先生在講座甫開首便指出，文學在目前承受的挑戰十分多。視聽技術的發展使越來越少人會認真閱讀文字。他打譬如說，認真讀《紅樓夢》的人越來越少，但是看《紅樓夢》電視劇的人越來越多；讀過《玉卿嫂》原文的人並不多，但是看過《玉卿嫂》連續劇的人倒也不少。社會發展一日千里，現代人生活的步伐極為急促，大部分人均沒有時間或精力花在閱讀小說這較長篇的體裁之上。另一方面，網絡的發展亦使人容易養成「瀏覽」而非「閱讀」的習慣。根據一個最新的調查，現代人一般瀏覽網頁的時候，平均眼睛在每頁逗留大約十幾秒鐘，很少人甚至會在同一個網頁上看上三分鐘。快速的瀏覽使我們能方便快捷地獲取所需資訊；然而， 過分的便捷同時會引起知識被平面化及數量化的問題──人們不再仔細咀嚼輕易捎來的訊息，最終無法把有關「訊息」轉化為「知識」，只重量而不重質。
然而，王蒙強調文學在建構人的思維方面的重要性。他指出，人的思維離不開語言。語言的教授、學習、引申、發展對人的思維有著相當決定性的意義，而文學本身的作用，便是透過語言的藝術去啟發人的創意，加強其分析、組織與審美的能力，並從中灌輸相關知識。好的文學作品甚至能藉著其強烈的感染力，熏陶人的性情。
針對文學正在消亡這一點，白先勇先生表示自己對此並不悲觀。雖然在現今多元的社會中，還會看厚厚一本一本的經典的人是越來越少，不過他認為，嚴肅文學在本質上本來便是一個小眾文化。只是，這個「小眾」的影響力對整個民族及民化來說，是全然不可計量的──一本書的印刷量多少、有多少讀者均不能決定文學的生存的意義。民國時期中國的人口是四億五千萬，當中識字的人、教育程度為小學以上的人佔整體的十分之一，換句話說是四千萬多；而讀《新青年》、讀魯迅的，又是這當中的十分之一──四百萬人。但是，正正是這個中國人口百分之一的四百萬、讀《新青年》和魯迅的這個四百萬，往後完全改變了整個中國的發展方向。說《沉淪》、《吶喊》等「小眾」作品決定了中華民族文化的發展方向，今天回頭來看，一點也不誇張。
文學與電影
電影發明於十九世紀末期，從一種新形式的藝術，發展至現在為大眾文化的一部分，對很多人來說，它的出現一直像是宣告著文學的死亡。白先勇則指出，文學與電影之間其實不是互相消滅，而是互相成長、互相輔助。小說在電影發明一百多年以後還存在，而且反過來，很多時電影還要靠小說的發展。著名導演李安便有很多作品從小說改編而成，例如：《斷背山》、《色，戒》、《臥虎藏龍》等。曾經有好一陣子，珍．奧斯汀（Jane Austen）和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小說也再沒有很多人看，但當小說一下子被拍成電影，便又多了一群人去找原著看。
李歐梵教授回應白先勇先生時亦以最近很受歡迎的小說及改篇電影《雲圖》作例子，闡述文學與電影之間的互助性。他認為，《雲圖》的作者大衛．米切爾（David Mitchell）寫作時絕對是受到電影的影響，因小說當中六個短篇的內容不同，文體也不一樣，而編湊的方式也正正像拍電影般，是由一個故事講到另一個的故事，再跳敘到另外的故事──第一個故事說到一半忽然就沒有了，讀者要翻一百頁之後才能繼續看到情節的發展──彷彿是透過電腦的剪接，把關連的部分都連起來一樣。
結語
最後，談及香港在華文文學世界中的地位時，白先勇表示，雖然知道香港的出版界經營得很困難，書店都開到樓上去了，報紙副刊對小說的連載也不是很熱衷，但在華人世界裡面，香港的人口構造最為複雜，當中包含的文學材料十分豐富，加上本地的出版及創作自由，使他一直對於這個地方有著很高的期望。
而許子東教授在總結時便指出，王蒙深信人的思維離不開語言，而白先勇對文學作為一股以小眾影響大眾的力量，向來亦充滿信心。因此，最好的中國文學，應該是最好的中國語言，代表著最高的中文水準。然而，中國文學中最具價值的作品，無論是老舍的、沈從文的、張愛玲的，一旦被翻成英文或其他國際語言，情況常常就完全變得不一樣──所以最好的中國文學往往是世界上的人看不到、看不懂的。我們必須在一個全球化讀者市場的壓力下，繼續思考這個問題，並為推進華文文學的地位而努力。（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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