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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書練
前段時間是張國榮逝世十周年，本地乃至外地「榮迷」自發性搞了一系列活動，紀念一代巨星，以致有人斥之為「市場炒作」而狂批偶像文化。當然，他也被網民狂批。
說到流行文化，很多傳統士大夫會嗤之以鼻，覺得這是很消費、很膚淺的東西，卻沒想到，正因為它「膚淺」，才令一般人都可以接近和接受，並廣為流傳，也更具影響力。
其實，流行文化和流行偶像跟民主政制發展是分不開的。在香港，民主政制發展的路並不長，但逾半世紀的自由經濟實體和開放型社會，令流行文化或偶像文化得到自由發展，並一直豐富著市民的生活，也在慢慢地開啟人們封閉的思想。
無論是對親人的懷念，或是對偶像的紀念，既是人的天性，也是自由的選擇，社會正是通過對逝者的重視中帶出生命的意義，人們也在對故人的紀念中抒發了情感。很多新的觀念正是在這種自由表達、輕鬆呈現的流行文化土壤中為人接受或被人淘汰的。
所以，美國的《時代》會久不久就來一個heros and icons之類的「最具影響力人物選舉」，選中的人物除了擁有實權和財富的政商領袖外，還有相當的演藝或運動明星、藝術家，乃至柔弱如十五歲巴基斯坦女學生馬拉拉——她因為批評塔利班政府而被暗殺，以及我們的第一夫人彭麗媛女士等。
但是，同樣是風格相似的新聞性周刊，香港《亞洲週刊》的「年度影響力者」推選的往往是政壇領袖或百位華商。這顯然不僅僅是主編及其團隊的好惡，當然有雜誌定位和市場取態的問題，但令人看到的是一種文化的分野和觀念上的反映。就是說，即使在經濟已高度發達的香港的中國人社會，我們還沒有學會輕鬆和幽默，還沒意識到「軟實力」的影響力。我們都關心國家前途和命運這樣的大事，卻往往忽略了個人人格成長的「小故事」。
其實，在和平時期，大眾心中的「時代英雄或偶像」不一定要有實槍實彈，而只是一場觀念的變革和觀點的刺激，它們說出人們心底的話，撫慰了人們空虛的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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