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大圖片
■田青教授。
——漢傳佛教音樂概述
文：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許競思
佛教音樂除了是宗教傳播的媒介外，亦是中國音樂文化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近幾十年以來有關方面的研究亦開始得到重視。著名音樂學學者、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所長、宗教藝術研究中心主任田青教授早前到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主講文化講座，便簡介了漢傳音樂的起源和歷史。
宗教與音樂
田青教授在講座甫開首時便引用梁啟超的說話：「佛教是智信，不是迷信，是兼善而非獨善，乃入世而非厭世。」指出佛教以至所有宗教均是人類社會文明的表現。宗教的出現，代表了人內心的疑問及對生命的好奇，在探索自己從何而來，又從何而去的過程中，正正便印證了人和其他動物的區別。而在宗教的發展過程中，音樂便一直是宏法的一種手段；像大船一樣，盛載著各個宗教的教義到不同地方去。
另一方面，宗教音樂作為藝術的一種，也是人類珍貴的文化遺產。以西方古典音樂為例，它的發展便與基督教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從教堂內的管風琴、教會的唱詩班，一直發展至多聲部的音樂和合唱，當中培育了一大批像巴赫（J.S. Bach）、韓德爾（Handel）等著名作曲家及宗教音樂家。雖然中國文化方面較少類似的論述，但事實上，佛教自印度傳入中土後，經歷了一個逐漸華化的過程，除歷史十分悠久外，其內容及藝術意義也是非常豐富的。
張騫與曹植
佛教傳入中土的時間，其說不一，但大約是在紀元前後。當時，佛教音樂在天竺甚盛，南朝的慧皎在《高僧傳》中便記載大德鳩摩羅什的話說：「天竺國俗，甚重文制，其宮商體韻，以人弦為善。見佛之儀，以歌贊為貴。經中偈頌，皆其式也。」而唐代的義淨和尚實地考察之後，也在《南海寄歸內法傳》中備述「西國禮教，盛傳讚歎」的情況。那麼，這些「歌贊」是否也在那時候傳來中國呢？中國現存的佛樂，與古印度的佛音有什麼關係呢？
田青教授隨後指出，佛樂的傳入，原來比佛教傳到中土的時間還早。他曾做過相關的研究，發現最早把佛樂引進中國的人，極有可能是西漢時被漢武帝派往出使西域的張騫。《晉書．樂志》中有道：「張博望（張騫封博望侯）人西域，傳其法於西京，惟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以為武樂。」張騫鑿空，出使西域，共有兩次，第一次是從西漢建元三年（西元前138年）到元朔三年（西元前126年），第二次是在元狩四年（西元前119年），此時佛教尚未正式傳人中國。當時李延年根據這首「胡曲」創作的「二十八解武樂」，也就成為了中國漢代最早的軍樂，在邊境耀武揚威。可惜的是，據記載，魏晉以來，這首二十八解已在戰爭中失傳，並沒有流傳於世。
魏晉時的曹植，據說亦是對中國佛教音樂貢獻良多的重要一人。田青教授再次引用慧皎的說話：「自大教東流，乃譯文者眾，而傳聲蓋寡。良由梵音重複，漢語單奇。若用梵音以詠漢語，則聲繁而偈迫；若用漢曲以詠梵文，則韻短而辭長。是故金言有譯，梵響無授。始有魏陳思王曹植，深愛音律，屬意經音，既通般遮之瑞響，又感漁山之神制，於是刪治《瑞應本起》，以為學者之宗。傳聲則三千有餘，在契則四十有二。」契者，書契之契也，含有記錄下來的意思；慧皎的話是指，曹植「口傳的曲調有三千之多，其中被記錄下來的則有四十二首」。這段文字不但概述了中國佛教徒對佛教音樂譯詞配曲問題的困惑，亦使曹柑漁山創作佛曲的故事廣為流傳。田青教授表示，曹植天資聰慧，惜懷才不遇，一生屢遭貶謫，他沉浸於佛典之中並不為奇。《法苑珠林》也稱他「每讀佛經，輒流連嗟玩，以為至道之終極也。」亦正因為他既迷戀佛教又有極高的文化教養和音樂才能，所以才具備「遂制轉贊七聲，升降曲折之響，世之諷育，咸憲章焉」的資格。事實上，除佛教的典籍多有記載曹植漁山製梵的故事外，儒、道兩家亦對此津津樂道。南朝宋劉敬叔《異苑》便載：「陳思王遊山，忽聞空裡誦經聲，清遠遒亮，解音則寫之，為神仙聲，道士效之，作步虛聲。」唐道世《法苑珠林》亦載：「（曹植）嘗遊漁山，忽聞空中梵天之響，清雅哀婉，其聲動心，獨聽良久……乃摹其音節，寫為梵唄」由此可見其對佛教音樂的貢獻。
結語
田青教授表示，從東漢至三國，除曹植外，其他幾位早期的佛曲作家本上都是外族人，如：支謙係月氏人、康僧會係康居人、支曇龠亦係月氏人等。因此，曹植所創佛曲，也是在天竺佛曲的基礎上創造的。中國佛教音樂之初，應該是天竺化、西域化的，佛教音樂的華化，就像天竺佛教的中國化一樣，有一個必然的過程。而佛曲華化的完成，恐怕是在唐代。當時，文化發達，國家鼎盛，泱泱大國，百川匯集，唐人對音樂的酷愛，為佛教音樂的發展造就了機會；而佛子興佛化俗、光揚佛法的使命，又促使其投人所好，充分利用音樂的魅力。於是，俗講大盛，贊唄風聞，蔚為一代之風。 (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
放大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