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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塑像。網上圖片
文：龔敏迪
仙台城遺跡的一隅，聳立著一座六米高的魯迅之碑，上面鑲嵌著魯迅抽著煙的浮雕。這裡林木蒼鬱，景色甚佳。據說是魯迅不足兩年的仙台留學期間常來遊玩的地方。仙台有個由日本東北大學教授，和當地知識分子組成的「魯迅會」，西所正道的《上海東亞同文書院風雲錄》說：魯迅逝世於10月19日，「魯迅會」在每月的19日，都舉行聚餐懇談活動。是他們樹立了這個「魯迅之碑」，該會的一個重要人物棺野俊作，就畢業於上海東亞同文書院。他還在仙台設立了一個「思源寮」，提供給中國留學生住。
走進當年魯迅學習過的仙台醫學專門學校，現在的日本東北大學的醫學部中的魯迅紀念館，看到那個原樣修復的階梯教室，突然讓我想起《吶喊自序》與《藤野先生》中描述的出入，所以不知道他在這裡究竟是從幻燈片還是影片中看到殺中國人？是砍頭還是槍斃？也許他根本沒忍心看完那最後的一幕。不過刺激魯迅的，應該還有自己「物以稀為貴」的尷尬身份。日本在甲午戰爭中打敗了中國，現在又打敗了俄國，可是自己卻在仙台頗受優待，不但「學校不收學費，幾個職員還為他的食宿操心」，還幾次三番地讓他從監獄旁邊一個客店，搬到離監獄很遠的別一家。而同窗對自己以及自己國家的狂傲，更不得不令他深思自己該做些甚麼？
作為日本當時的精神導師福澤諭吉，他一方面主張「天在人之上不造人，天在人之下不造人。」並強調「一人之自由獨立，關係到國家之自由獨立。」一方面又對當時的東亞其他國家極端蔑視，主張可以不惜強佔後加以改造。在他1883年寫的《到支那去應受獎勵》一文中，鼓動日本的「有為之士」多多到中國去闖蕩。因為對日本來說「 大至國權擴張，小到一身榮華，都有好處。」於是日本人開始成群結隊地到了中國，乃至在魯迅去日本的前一年，東亞同文書院在上海的正式創建，包括該校最有特色的「大旅行」，收集中國各地的各種情報，仍然是與這種主張一脈相承的。可以說，這種設置，也是參與組建該校者之一，宗方小太郎親身經歷的直接翻版。這種思想也直接導致了中國在1894年甲午戰爭中的慘敗，對此，身處日本的魯迅不可能一無所知。
甲午海戰開戰後，在中國闖蕩的宗方小太郎呈交天皇之奏稿《中國大勢之傾向》，可以說是切中了滿清國的頑疾，他說中國的官場是：「賄賂成風，政以賄成」。其滔滔之勢，已非區區制法所能禁遏；中國之士大夫，則：「倡聖賢之言，行苟且之事。其中間或有人大聲呼籲，卻大半以反貪腐而博其虛名，以博其虛名而圖實利」；其底層則：「人人所切齒者，貌似痛恨貪腐，實則痛恨自己無緣貪腐，痛惜自己貪腐太少。」所以，「賣官鬻爵，貪污受賄，執法犯法，此乃廟堂之貪也；米中摻沙，酒中灌水，雞鴨裡硬塞碎石，此乃匹夫之貪也。廟堂之貪，敗壞法紀，匹夫之貪，敗壞常綱，而匹夫猶憤憤不平於廟堂之貪。」他分析出：「導致此種老朽之大原因，在於千百年來日積月累之人心腐敗。」不能不說是極有見地的，雖然他忽視了中國也有不少有識之士，也正在艱難地為國家的興亡奔走著。民國後的1931年，魯迅曾到上海同文書院作了《 流氓與文化》的講演，基本上也同意中國人的精神病灶，在於「千百年來日積月累之人心腐敗」，因為歷史上劉邦、朱元璋，直至當時的民國政府，都是流氓統治。魯迅說：「流氓等於無賴，加上壯士，加三百代言。」是他們直接導致了國民素質的低下。正如宗方小太郎所說：「有何等土壤，即有何等收成；有何等人民，即有何等政府。」流氓統治自然不願意看到民眾的覺醒，而改良土壤，則須一個一個民眾自己自覺的努力，這在千百年來日積月累之人心腐敗，同時仍然在流氓統治的情況下，魯迅決定付出的勇氣和毅力是何等偉大！以致每當拿出一萬元日幣，看到上面的福澤諭吉像，總會覺得我們的紙幣上，真應該印上魯迅的肖像。
現在，魯迅住過的監獄旁邊的客店，已經無從尋覓，而在好心人幾次三番關心下搬來，讓魯迅「每天總要喝難以下嚥的芋梗湯」的那一棟日式木結構住宅，卻還是老樣子，並成了仙台的「魯迅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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