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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國森
報載新學年香港某大學有教授在開學第一天命令遲到學生「罰企」（企者，站也），成為有趣的助談之資，有人讚賞、有人譏評，亦有人慨嘆。嘆者，認為二十一世紀的大學生行為如一兩代前的小學生；譏者批評有損學生「尊嚴」，而讚者則認為教授此舉端正了歪風。
我倒對另一大學某教員的廢話有興趣，此君揚言大學生應要「走堂」（即隨意曠課不聽），亦有人說大學生應該自行決定學習的方式云云。我卻從老工科學生的角度要說說話。鼓勵學生「走堂」的教員實是「一部通書睇到老」，他閣下吃社會科學這行飯，真是「吹皺一池春水，干卿底事」！在大學裡面，文學院和社會科學院的課十之八九可上可不上，皆因教授所講的內容，大部分可以在教科書、參考書中找到。理學院、工學院、醫學院的課除了大型講課之外，還有形形色色的實習和導修。實習和導修之類，常有教科書以外的基本知識和技術要講授和練習，甚至是教授或導師親自看著學生依樣葫蘆，並從旁指導，這樣的課怎可以「走堂」？
不同的學科有不同的要求，又比如習武，你學一套拳法，在今天錄音錄影技術先進的年代，仍不能「自觀自學」，一定要師父（或師父認可的師兄）幫你「執拳」。這一回罰遲到學生站著聽課的，是工學院的教授，學生真的能完全自學嗎？請問另一大學不相干的社會科學老師，憑甚麼指指點點？不明真相而妄加月旦，真是誤人子弟了！
工科生之遲到，令我想起多年前一宗荒唐事。事緣香港一位著名實業家旗下的公司贊助一項為大學工科生而設的比賽，並為幾位優勝者辦了一個隆重的頒獎儀式，大老闆更親臨頒獎作為鼓勵。豈料得獎者過半遲到，最嚴重的遲到超過一個小時以上！實業家憤然指出，就算從台灣過來也應該到了。於是取消遲到者的頒獎儀式，吩咐下屬將獎杯和獎金交給遲到的得獎者，草草了事。
這幾個遲到的優異生，除了傷了一位真誠扶持香港實業、贊助香港高等教育長者的心之外，亦同時失去了個人事業上的一個大機遇。從常理推斷，實業家既是有心人，出錢出力資助大學教育和科研，對這幾位在工程技術比賽脫穎而出的精英，當然會另眼相看。如果雙方談得攏，可能要聘用這幾個年輕人，再重點栽培。
然而新一代大學生給身邊的人驕縱慣了，當「主角」出席大型比賽的頒獎儀式，居然也可以遲到一兩個小時，這樣做人處事的態度，怎麼可以叫僱主放心委以重任？
回到要大學生罰企的教授。如果我們旁觀者孤立一次事件來看，可能會以為教授在開學首日就「發難」，未免過於「苛刻」吧！如果易地而處，筆者可以大膽說句公道話，這家大學學生遲到的風氣應該非常嚴重，「涉案」教授多年以來一定受盡閒氣，然後才有此「雷霆一擊」！若說學生被罰站沒有尊嚴，那麼用納稅人的血汗錢資助大學教育，學生卻慣性遲到，納稅人的尊嚴又有誰會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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