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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海鳴
－－三論香港普選「底線思維」
屠海鳴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永遠名譽會長、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中國僑商投資企業協會副會長、上海市政協常委
在政改爭論中，香港反對派把矛頭直接指向中央的兩條底線。原因何在？香港行政長官普選爭論的實質是管治權之爭。只有抓住這個實質，才能更深刻把握「對抗中央的人不能擔任行政長官」的底線。如果不能從管治權之爭的高度處理香港的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將會犯歷史性的錯誤。香港反對派的本質特點就是對抗憲制、對抗中央。如果由反對派控制香港的管治權，中央對香港的有效管治就會落空。可見，香港的普選問題，不能簡單地只看成是一個要不要民主的問題，而且還關係到管治權誰屬的問題，關係到是否由愛國愛港者治港的問題，關係到中國國家利益的問題。這是香港普選爭論的癥結所在，也是把握中央底線的關鍵所在。明確普選爭論實質是管治權之爭的最大意義，不僅在於讓香港社會了解政制爭論的實質，更在於讓港人清醒地認識和理解中央關於落實香港普選的底線。
反對派衝擊中央「底線」是為奪取管治權
中央支持香港發展民主，這是國家在《基本法》中作出的莊嚴承諾；同時，又必須確保中央對香港的管治權，這是堅持「一國」原則、維護國家統一必須守住的底線。當然，中央對香港的有效管治，並非是由中央派人直接管理香港，而主要是通過由本地的愛國愛港人士執政的「港人治港」來實現的。提出「一國兩制」構想的鄧小平先生早就強調，治理香港的人必須愛國愛港。
中央關於香港行政長官普選的底線很清楚，就是行政長官必須愛國愛港，「對抗中央的人不能當行政長官」；反對派的底線則是針鋒相對：行政長官普選不能排斥反對派人士，無論反對派人士是否站在憲制對立面、與中央對抗，都可以成為候選人，當選特首。近日，又有反對派人士對中央的一再明確表態充耳不聞，變本加厲拋出以「反中亂港」為業、人格卑下、犯案纍纍的無賴政客「長毛」可以「入閘」當特首的謬論。眾所周知，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是獲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授權執掌香港特區管治權的最高首長。爭奪行政長官的位置，就是爭奪香港的管治權。中央與反對派在香港行政長官普選立場的尖銳對立，正好告訴港人，香港行政長官普選的爭論就是管治權之爭。
香港反對派的本質特點是對抗憲制對抗中央
西方政壇的「忠誠反對派」有兩個顯著特點：一是在信念上忠誠於現行的憲政體制；二是尊重國家主權，反對外來勢力干預本國內部事務。其中，忠誠於現行憲政體制是處於主導地位的核心要素。與西方的反對派政黨相比，香港的反對派也有兩個特點：一是挑戰而不是忠誠於現有的憲制體制；二是熱衷於尋求西方勢力干預香港事務。在這兩個特點中，不尊重、不忠誠於國家的憲政體制是問題的核心。可見，香港反對派不是「忠誠反對派」，而是「不忠誠反對派」。其「不忠誠」的核心和特點就是對抗憲制，對抗中央。
一般來說，在實行民主選舉的地區，所有的合法政黨都可以成為執政黨。從這個意義上說，香港的反對派政黨寄望取得執政權，並不奇怪。然而，在實行「一國兩制」的香港，政黨政治有特殊性。在「一國」的原則前提下，香港的執政者在政治上不能與國家憲制對抗，必須得到中央的接納和首肯。這也是為甚麼「對抗中央不能當特首」成為不可逾越的底線的前提條件。
顯而易見，如果由愛國愛港的建制派掌握特區管治權，就能確保中央對香港的有效管治；如果由對抗憲制、對抗中央的反對派控制香港的管治權，中央的有效管治就會落空。可見，管治權之爭，說到底是由甚麼人掌握香港政權之爭。
政制爭論焦點始終離不開普選主題
香港回歸後的政制爭論，焦點始終離不開普選主題，實質就是管治權之爭。為甚麼？道理很簡單：在現有的政制安排中，行政長官由以愛國愛港人士為主體的選舉委員會選出，立法會有一半的議員由功能組別（又稱功能團體或功能界別）選出，保證了由愛國愛港人士當選行政長官，並佔據立法會的多數議席，掌握立法會的主導權。現有政制的局部修改，不可能導致反對派掌握管治權的結果；反對派只有在雙普選方案上取得所期望的突破，才有可能獲取管治權。這才是反對派為甚麼在政改問題上堅持以雙普選為着力點、一再要求加快實現雙普選的基本原因。可見，政制發展以至落實普選的管治權之爭，實質就是政治體制安排能否確保由愛國愛港者治港之爭。
反對派為了奪取香港管治權，頻頻衝擊中央底線。他們或提「公民提名」的荒謬要求，或「漫天要價」開出各種政改極端提案，或行架空提名委員會的違憲之舉，或用種種奇談怪論為普選發展進程設置障礙，不管中央底線，不照法理依據，不論均衡參與，不顧政治現實，不聽真正民意，如果他們的目的得逞，不僅「一國兩制」會受到顛覆性的衝擊，香港也將永無寧日。
明確管治權之爭 有利認清中央底線
儘管反對派一直企圖奪取香港的管治權，但他們卻往往並沒有公開宣之於口。反對派這樣做，自然有其「見不得人」的原因：一是不想刺激中央，盡量避免激起中央的高度警惕和拒絕；二是不想引起市民的戒心，因為在「一國兩制」之下，港人不僅普遍不願與中央對立，甚至都會堅決的站到「一國」的旗幟下。
然而，圍繞普選而展開的管治權之爭，清清楚楚擺到了香港市民面前。我們有責任將這個嚴峻的政治現實講出來。明確香港政制爭論的實質是管治權之爭的最大意義，不僅在於讓社會了解政制爭論的實質，更在於讓港人清醒地認識和理解中央關於香港普選的底線：不能由對抗中央的人當特首，不能由不愛國愛港的人掌握香港特區的管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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