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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查嘉
據一名與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有接觸的反對派成員透露，在元旦遊行之前，幾乎所有反對派團體都認為，在梁振英民望低迷，以及免費電視牌照事件影響下，勢會推高參與遊行的人數，預計人數可達10萬甚至更多，而「佔中電子公投」人數也將超過15萬。結果，只有1.3萬人參與遊行、6萬人參與網上投票，這個數字令希望打擊梁振英的反對派大失所望。當時就有美國相關人員致電反對派骨幹，了解情況，稱「這是令人沮喪的結果」。該名反對派成員表示，以他的多年經驗相信，美國駐港機構會在第二天發予總部的報告中，反映香港反對派的表現，此報告會影響到美國有關機構對港政策的調整。
美近期對港頗感「沮喪」
從去年底至今年1月，特區政府的高效施政以及中央政府的冷靜應對，打破了美國在港人員的舊有觀感。一個明顯的現象是，香港的輿論離美英越來越遠，不信任度不斷增加，再沒有輿論敢於明目張膽地鼓吹「親美」政策。元旦遊行的慘淡局面，對於一心要以「佔領中環」為推手，佔領香港政治高地的美國人來說，更像是一記狠狠的棒喝。他們沒有想到，多年來一手經營的破壞香港特區政府有效管治的努力，竟然會換來這樣一種結果。「沮喪」一詞與其說是反映了香港反對派的內心感受，不如說是美國人自己內心感受的寫照。
儘管「沮喪」，但美國人不會輕易放棄香港陣地。從當前種種跡象分析，以及綜合香港政界人士的看法，估計美英在港機構今後一個時期會從三個方面策劃實施反制行動。
一是以新聞自由離間兩地關係。去年至今有多間媒體的主持人及主要編採人員出現變動，在資訊高度發達的香港社會，這本是正常的事情。但反對派卻將此上升到新聞自由的高度，指責中央政府意圖打擊香港的新聞自由，並不斷發起所謂的「捍衛新聞自由」黑衣行動、一人一信行動等；公民黨立法會議員梁家傑還在立法會上提出捍衛新聞自由的動議，表面上是在講香港的事情，實際上是對着北京去的。據悉，反對派在美英當局的支持下，正在策劃一場能夠全球關注的運動，屆時CNN、彭博社等一些外國及境外媒體，將加入報道行列，從國際角度作出不利於香港的宣傳報道，配合美英重掌香港政治的「話語權」。
二是推動國際民主聲援。這種「國際聲援」運動是慣用的手法，每到重要關頭，總會出此策略。而不同於以往的是，今年香港有落實行政長官普選辦法以及反對派計劃「佔領中環」的事情，給了反對派足夠的藉口去邀請外國勢力加入。據稱，今年4月或5月，將有大批所謂的國際民主學者訪港，支援香港反對派，並在各種場合挑釁、攻擊中央政府。當中除了「商討日」的兩名創立人之外，還將包括荷蘭、德國、波蘭等多位「研究民主發展」的學者，全心全意以所謂出席研討會的名義，到港支持反對派。
三是鼓吹公民覺醒，煽動對抗。美英當局明白，一個社會和諧穩定的香港，不利於他們發揮影響力。只有一個紛擾不斷、民怨四起的社會，才能為他們提供足夠的運作空間。因此，將會通過鼓吹公民覺醒，以實際的財力物力支持香港的反對派團體，推行所謂的抗爭行動。但是這種「公民覺醒」並非傳統意義上的公民教育，而是意圖通過「民間團體」、「網絡組織」、「青年行動力量」等非政黨化名義的團體，以激烈的衝擊手段、極端的政治口號，去改變香港市民對中央政府的尊重與認同。意圖用成百上千件具體事件，在較短時間內獲得必要的抗擊與反制政府的力量，當中青年與學生，無疑是最重要一環。
陳方安生又被推了出來
另一件值得注意的事例是，陳方安生偕同公民黨主席余若薇，於1月初推出一份名為「解『毒』政改諮詢文件」的意見小冊，當中列舉了種種所謂的證據，意圖說明政府的諮詢文件「瞞騙香港人」、「不給香港真普選」。實際上，陳方安生及其「毒文」針對政改諮詢報告所列的「證據」，目的並非要推動政改諮詢的順利展開，恰恰相反，她意圖通過這種混淆視聽的方式與文件，去誤導反對派支持者，誤導公眾，為其違憲的「公民提名」方案鳴鑼開道。
2013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李飛訪港，與香港各界人士會面時，全面澄清了政改的原則性問題，當中強調的依法落實普選原則，獲得多數市民的認同，反對派因此陷入極其被動的局面，因為目前公眾對基本法的認同遠遠大於所謂的「國際標準」，反對派的「陣地」逐漸失去，正在面臨無險可守的境地。今年元旦遊行結果，是最好的證明。
陳方安生平時常以39年公務員生涯的「政壇元老」自居，但熟悉香港政治的人都明白，她當年突然離開特區政府，突然參加七．一遊行，突然參選立法會議員，背後都是受「高人」指點。同樣，她2013年4月24日成立「香港2020」組織，同樣有着很深的政治原因。她之所以不顧事實，故意否定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憲制性決定，目的是要為違憲的「公民提名」（2017年行政長官參選人）鳴鑼開道，也是為余若薇參選做好鋪墊。但她選擇這個時候出手，不見得是她本人的主觀願望，而是幕後政治勢力需要她在這個時候站出來，做一點挽回政治局面的事情。
余氏對政府政改「斯文」絕非本意
陳方安生推出這份「毒文」完全在意料之中，但令人稍感意外的是，公民黨主席余若薇竟然中途加入，成為這份「毒文」的共同發起人。余若薇不是有公民黨的平台嗎，何必要變換平台？如果回顧余若薇的經歷，那麼她今天的舉動其實並不奇怪。
實際上，在幕後操縱陳方安生與余若薇的是同一批人，而余若薇又是反對派極力計劃推出的特首候選人，她必須保持一定的公眾關注度，但礙於公民黨主席的身份，任何她提出的方案與意見，都會被冠以公民黨立場，這並不利於她靈活開展特首選舉的熱身活動。但陳方安生發起成立的「香港2020」組織，則為她提供了一個更方便的平台，她積極參與其中大概有兩個目的，一是測試公眾反應；二是為日後公民黨提出的政改方案一旦不受歡迎，她好有個地方退避三舍。
就2017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而言，留給美英勢力的時間已經不多，在中央政府牢牢把握普選主導權、特區政府全速有效運作之下，如果有人硬要將以美英為代表的西方民主拖入香港的選舉中，那麼，香港在2014年必定不會太平。
(本文轉載自《紫荊》雜誌2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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