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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立志
明朝重修倉頡廟時有一則軼事。廟宇竣工之時，皇上下旨立碑以紀其盛，於是就有了「三教之祖」、「萬聖之宗」這兩通方碑，朝廷派吏、工、刑三部尚書出席了竣工與立碑典禮。出席典禮的還有內閣大學士、監察御史、大名府知府及各縣縣令等百餘名官員，儀式宏大而隆重。典禮主持人是南樂知縣葉廷秀，此人為官清廉，為人正直。開工之初，因立碑耗資巨大，大名府號召各縣捐資，知府向胤賢率先垂範宣布捐銀十両，各縣知縣則慷慨解囊承諾捐銀五両。工程將竣，知府卻分文不出，各知縣也只出銀一両。葉廷秀一怒，便命石匠在大名府知府向胤賢名下刻上「捐銀拾両」、「未給」字樣，各知縣名下刻上「捐銀五両」、「止給一両」等字。兩方石碑成了吝嗇無信的封建官員的恥辱柱，本想流芳百世，反倒遺臭萬年。
倉頡陵區佔地兩萬多平方米，偌大的陵區，只有幾名工人在整理零亂的碑石。在這個處處修葺一新因而缺乏歲月皺摺的景區裡，難免被人懷疑，此處是否如同遍佈各地的文物贗品一樣。的確，與倉頡造字有關的遺址（墓、廟、祠、台），全國至少有八處，六書殿的壁畫有詳細說明，其中，漢代四處（河南開封、虞城、南樂、陝西白水），晉代兩處（山東壽光、東阿），其餘兩處為北宋所為。倉頡生於南樂，在史學界漸成共識。南樂倉頡陵始建於東漢永興二年（公元154年）。北宋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九月，宋遼澶淵之盟後，北宋名臣寇準來此拜謁，題寫了千古名聯：「盤古斯文地，開天聖人家」。北宋都開封（即東京汴梁），開封倉頡廟近在京畿，寇準捨近求遠，顯然是着意的選擇。「文革」前，這副對聯還懸掛在正殿內，堪稱鎮廟之寶。可惜的是，陵廟被紅衛兵搗毀後隨即失蹤。倉頡廟內原有一元代延佑年間的殘碑，上有「倉頡生於斯葬於斯，乃邑人之光也」的字跡，也算佐證之一。明代四朝重臣楊廷和寫道：「夫為倉頡之學者，天下古今之所同，非南樂人之所得專也。然南樂人幸而生於倉頡之鄉，則其善用之宜有先於天下者」。（《重建廟學記》）明人李岳更明確指出：「倉頡又為文字之祖，其有功於治道者歟......乃南樂縣吳樓村人，其塚在縣西三十五里。」（《重修古史官倉頡廟記》）清人魏匡指出：「南樂蓋古之衛地，......秀傑之區，人文萃焉。古史倉頡氏挺生其間，賢哲遞興，代不乏人。」（《建起鳳亭記》）相傳倉頡是黃帝的史官，後代以史為姓。吳村原本叫史官村，現在村中也以史姓居多。儘管倉頡的年代十分遙遠，吳村人始終相信，倉頡就是這個村子的人！
在古人看來，倉頡造字是一個重大事件，「昔者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淮南子．本經訓》）在倉頡陵內，有多處楹聯、碑刻提到此事。字聖坊上刻有「天雨粟」和「鬼夜吟」六字。正殿楹聯則為：「造書製字鬼哭雨粟傳軼事，聖道擎天鳥跡獸痕想當年」，都說明，倉頡造字，的確是一件驚天地、泣鬼神的事件。天帝為警示百姓不要只顧習字，誤了農時，專門下了一場穀子雨（據說「穀雨」這個節氣即由此而來）。人們掌握了文字，開始聰明起來，一些平時愚弄百姓的壞人、魔鬼，感到驚恐不安，便在黑夜裡跑到野外哭泣。
倉頡造字，結束了先民結繩記事的蒙昧狀態，開啟了使用文字的文明時代，大大促進了人類的文明進程。倉頡廟大門內一副對聯就是此意：「久矣斯文刻骨書陶結繩乃止五千載，大哉夫子醒民覺世啟智之傳第一人。」文字的創造，不僅直接促進了各種文化學術的繁榮，也促進了社會政治的發展。六書殿前有一副楹聯：「儒經釋義道德之傳咸賴於字，修身齊家治平者業莫大乎學」，就明確闡述了倉頡造字的文化與政治功能。作家周濯街寫道：「倉頡是漢字的創始人，是他率先在通向人類文明的路口插上一路標，在人類心靈上點燃了第一盞明燈；是他第一個滿足了人類的精神需要，勢必被載入輝煌的史冊。」（《造字之神》）有了文字，歷史掙脫了時間的桎梏；有了文字，心靈實現了載體的表達；有了文字，就有了開啟自然與智慧之靈的鑰匙，於是「造化不能藏其秘」、「靈怪不能遁其形」，一切都因神秘的文字而得以彰顯，一切都因文字的創造而「傳於異地，留於異時」。正如正殿中一句聯語所說，「文成書契褒貶從此留鐵證。」以書契代結繩，宣示了文明的進程。歷代詩人當然不乏歌讚題詠。唐代詩人汪遵有一首影響頗大的《倉頡台》詩：「觀跡成文代結繩，皇風儒教浩然興。幾人從此休耕釣，吟對長安雪夜燈。」（全唐詩602卷）時間過了上千年，清代學者俞樾在《倉頡墓》一詩中，則表達了時代的憂慮：「結繩以後費經營，體制於今幾變更。不識何嘗非快活，好奇未免太聰明。經書燒後無真本，字母傳來半梵聲。我聲彫蟲徒碌碌，可憐浪費楮先生。」（《晚晴簃詩匯》卷150）的確，焚書坑儒、文字獄，不都是因文字而起麼？
造字是倉頡的個人行為嗎？魯迅先生有一篇專門議論文字產生和語言發展的文章，對造字過程提出自己的看法：「倉頡也不止一個，有的在刀柄上刻一點圖，有的在門戶上畫一些畫，心心相印，口口相傳，文字就多起來，史官一採集，便可以敷衍記事了。中國文字的由來，恐怕也逃不出這例子。」（《且介亭雜文．門外文談》）郭沫若先生也認為：「任何民族的文字，都和語言一樣，是勞動人民在勞動過程中，從無到有，從少到多，從多次嘗試到約定俗成，逐步孕育、造練、發展出來的，它決不是一人一時的產物。」（《古代文字之辯證的發展》）考古學家徐旭生先生敘述文字起源時說：「倉頡以前，在各氏族裡面已經有類似文字符號的使用，但是各作各的符號，不相統一，所以不能通用；倉頡出來，把這些龐雜的符號整齊劃一起來，因此遂可通用，所以獨傳於後世」。（《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由此可見，倉頡不過是漢字發展中的一個代表人物而已。
正如前述，目前的南樂倉頡陵，其主體部分並非古代文物，而是前幾年新起的建築。由於兵燹和自然災害，南樂倉頡廟屢遭劫難，但屢毀屢建，「歷漢唐以來，未嘗稍替」。1966年開始的「十年浩劫」，是對中國文化的史無前例的毀滅運動，倉頡廟成為廢墟，倉頡墓亦被挖開。出乎意料的是，倉頡墓中被挖出的盆罐等物，經專家鑒定，竟是龍山文化和仰韶文化的文物。古遺址的出現，增加了南樂倉頡陵的文化價值。1994年南樂縣多方籌資數百萬元，開始着手重修倉頡陵及倉頡廟，2000年全部完工，新修的廟宇大量搜集了散落於民間的原石碑、石獸和建築構件，多少保持了建築物的古老韻味和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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