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伯母在人生最後幾年裡，雖也有各種慢性疾病，但極少去醫院，更少住院，而是在家中按照嚴格的生活規律過日子。她說，人要長壽，就得忍受病痛，生老病死，是自然規律。腰腿疼這樣的老毛病，她基本不去醫院。一次得了哮喘住院治療，因為是公費醫療，醫生用了很多昂貴的藥，她回家後感慨地說：「我一個小病，就花了公家那麼多錢，太浪費了！」

看到一些享受公費醫療的老人，動不動就住進醫院，就進行全身檢查，就用昂貴的藥品，結果反而因為過度醫療，治了老病得了新病，甚至五臟六腑都衰竭了。有的高齡老人臨終時入院搶救，結果成了植物人，鼻飼加插上尿管，在床上躺了十來年才離世。這樣的長壽對老人來說，生命沒有任何質量；對兒女來說，也背負上沉重的負擔。

感慨之二，是老人積極樂觀的人生態度，讓她長壽得有質量。

在八寶山的追悼會上，老人安詳躺在鮮花叢中，在電影《城南舊事》插曲「送別」的優美樂曲聲中，與親朋好友做最後的告別。徐伯母曾叮囑兒女，她走時不要悲悲切切，不放哀樂，要聽着優美的曲子上路。這首家喻戶曉的金曲「送別」，意境深遠，古樸優雅，老人從年輕時就非常喜歡，兒女就遵照老人的意願，選擇「送別」作為母親的謝世之曲。「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的悠揚曲詞讓人悟出，人生就是不斷地相聚，再離別。

漫長的93年，徐伯母樂觀豁達地活到生命最後一刻。徐伯母年輕時與愛人黃伯父一起投身抗日，參加了新四軍。1949年建國後，徐伯母一直從事宣傳出版工作。雖然身為部隊高級將領的夫人，可她一直是賢妻良母，過着簡樸的生活。家裡佈置極其簡單，除了滿架的書籍，沒有多餘的擺設。

伯母是個急性子，為人坦蕩真誠，非常正直。她先後在新華社任過記者，後又在出版社擔任編輯出版工作。文革後，她在人民出版社人事部做檔案甄別工作，為讓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大批知識分子以及幹部平反昭雪，她盡心盡力，盡職盡責，為40多年的職業生涯劃上了一個燦爛的句號。

活到高壽的徐伯母，憑的是堅強的意志。老人從離休之後，帶着一身病痛，全力照顧重病的老伴，其實她自己那時也非健康之人了。70多歲高齡之後，徐伯母曾肱骨骨折，行動困難。可剛剛痊癒，她又擔起照顧老伴的重任。幾年後她又得了癌症，還是憑着意志挺了過來。一直到90多歲去世時，癌症都沒有再復發。

老人在80多歲時去做白內障手術，雖然去的是一家知名大醫院，但竟然手術失敗，一隻眼睛因此失明。她沒有選擇與醫院打官司，而是立即選擇去另一家醫院給另一隻眼睛做手術，所幸那隻眼睛的手術很成功，視力恢復到了1.0。就靠着那一隻眼睛，她依然要天天學習。

徐伯母酷愛讀書看報。厚厚的一摞《人民日報》，是她每天的必讀。看完之後，還要仔細地劃出重點。除了各類報紙、雜誌，她的茶几上還總堆着一摞摞新出的書籍。老人貪婪地閱讀着，海綿般吸取着新的知識，滋養着精神世界。

那時，她的老伴因為高度近視已經雙目失明了。一次去看徐伯母，她正在給老伴讀報紙。老人幽默地說：「現在我們老兩口，就指着我這一隻眼睛了！」因為有了這一隻眼睛，老兩口的生活依然充滿了陽光和溫馨。在徐伯母的幫助下，老伴在雙目失明後，依然能背誦出年輕時就喜愛、熟悉的幾百首唐詩宋詞，且社會上的大事小事，全都了然於胸。那時老人的兒女都住得很遠，忙着上班，平時只有一位保姆在照顧老兩口的日常起居。病重之時，兩位老人的所有離休工資，幾乎都付了保姆、護工費。

徐伯父去世之後，徐伯母獨自堅強地生活着，依然每天讀書看報、鍛煉身體，練習毛筆字。老人酷愛書法，家中一面牆上掛着老人的大幅書法作品，蒼勁有力，大氣磅礡。老人的書法作品多次被選中參加全國以及地區的各類書法比賽，都取得了不俗的好成績。

生活不僅對年輕人露出笑臉，在熱愛生活的老人眼中，也是明亮的。在老人90多歲高齡時，一次去看她。老人正坐在沙發上看書。她笑着對我說：「因為總有好書可讀，我覺得每一天都是新的！」她的兒孫輩為滿足老人強烈的求知慾，經常把各類新書、新雜誌送到老人的案頭。

那時候，老人已經坐在輪椅上，離不開兒女照顧了。可是她的精神從來沒有垮掉過，更沒有患上老年癡呆。當兒孫輩都來看望她時，老人還常會把幾個孫子孫女一一叫到她的書房，進行個別談話。她會問問孫輩的職業怎麼樣？工作中有什麼困惑？個人生活有什麼困難等等。如果孫輩向她傾訴苦惱，老人還會耐心地給晚輩做思想工作。她對兒孫輩的關愛，持續到生命的最後一刻。90多歲還能關心別人，關注外界，讓老人保持了一顆年輕的心。

長壽之道有很多，可我覺得：樂觀向上的人生態度，可能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