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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歌苓在2014年香港書展。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陸犯焉識》改編成《歸來》，只拍了後半部分，
但很多人認為前面的部分比較好。您個人認為呢？
嚴：這小說是一個人的心靈史、情感史、思想史和家族史，他的個人歷史和我們國家的近代史緊緊相關，所以我想用一個人的命運、一個人的歷史折射我們這個民族、國家的命運。這一百年來這個民族走過的路和他個人是兩個平行或者交叉的軌跡？
那麼我覺得每個導演看書，你都不可以跟他講這裡我認為寫得比後面好，或者中間寫得比較好。每個導演看同一部小說他會有他認為這個小說裡所含有的電影，最開始我聽說會拍上下集，但是上下集也很難把這麼長篇一個小說都拍進去，所以最後拍出來用的是最後的一個框架，讓你透過這個框架這小窗戶，去想像（陸焉識）他經歷了什麽才會到今天和妻子這樣重逢？張藝謀導演他最感動的是後面：這對老夫妻經歷了大半個世紀這種蹉跎走到一起，雖然一個已經不記得，（陸焉識）他在喚醒當中能讓人猜到（馮婉瑜）她忘掉的都是些什麽。所以用不記得來講記得影射記得，這是非常妙的點子。
您怎麼看待鞏俐在《歸來》裡飾演的馮婉瑜形象？
因為您小說中用過「中年林黛玉」去形容馮婉瑜？
嚴：因為電影它集中的是最後「歸來」那麼一個已經失憶的形象，我覺得這個馮婉瑜是鞏俐的馮婉瑜，不是我小說裡的，但這個馮婉瑜她照樣有說服力，她在大量苦難之後的這樣一個生命殘局，她把這個殘局的表現，對比之前那種美好善良和她對愛情的忠貞-就只剩下最後一個符號了：等待愛人的回來。
這個人物最後只化為一個符號，她把中間的細節來進行強化一次次重複，就告訴你她是一個這麼堅貞對愛情的女人，她在表現失憶或者似曾相識的時候那種臉部表情，你就感到她曾經是那麼愛過，想起這些美好東西的時候是那麼動人，她的每個細節變化，我覺得非常有說服力，所以我也跟着她掉眼淚。
您以西藏為背景寫了很多小說，
未來會不會繼續書寫西藏？
嚴：我寫的西藏是寫和我的青春有關係的一些作品，比如說騎兵和當時的軍工女戰士，但真正寫藏族人，我不可能寫的，我不懂得他們的文化和歷史，如果我真的想要懂，要去讀很多很多的書、在西藏長期生活很長時間，可能到最後寫得也還不如阿來。他寫得那麼好，這就是他的那塊天吧我想。
您在小說和電影劇本間的準備與心態上
有哪些不同之處？
嚴：現在我有點被鞭子趕着往前走，不像我前幾年在非洲、台北，那時候還沒有這麼密切和影視結合，那時候想寫什麽就寫什麽，什麽時候開始就什麽時候開始，所以像我寫《小姨多鶴》的時候三次去日本一直想抓住日本女人的感覺，我現在寫了兩部當代的小說，一部是寫中國大陸賭徒在澳門賭錢的故事，是今年一月份出版-我也是兩三年前聽到這麼一個故事，覺得很魔幻，怎麼有這麼一夜之間就輸掉幾千萬的人？或者有拖着幾億債務就消失了的，而且都是很成功的企業家，我覺得這個故事太匪夷所思了，我在國外生活很多年很少聽說大陸這種驚心動魄的故事。
後來我就去澳門賭場去學賭博，學會之後體驗那種驚心動魄的感覺、輸的時候那種痛心。當然我這個人天生對賭博沒什麼興趣，所以我也沒什麼感覺，輸了就輸了吧，贏了也沒有狂喜，但不管怎麼樣我熟悉了怎麼打牌怎麼去贏，因為你要不懂賭錢技術的話，肯定寫不好一個賭徒。所以我既跟賭徒聊也跟掮客聊，這樣聊下來基本算是準備充分了。但依照我過去的節奏我還會等到自己對這樣一個賭徒的細節和生活方式、心理狀態嫺熟些再寫。書出來之後銷量還是非常好的，半年達到15萬，電影版權電視劇版權都賣了，對我來說是個鼓勵，我開始對中國大陸當今的生活感興趣。
我馬上要出版一本《老師好美》寫高考生在巨大的心理壓力下的情感畸戀，我覺得這都是現實給我的故事，故事本身都是完整的，只是你不能站在這個人物的鞋子裡作為他來想和感受，我必須要從從容地選擇題材到從容地準備題材到從容地寫出來，是一個非常長的必要的狀態。但由於影視和我的文學寫作的密切關係，我正在失去這種從容，我正準備捍衛我的文學寫作的自由。
您和很多導演合作過，影視緣很好，
其中哪位和您創作上追求的東西最相近？
嚴：其實這裡有個誤區，很多人覺得我影視緣很好，其實你們要說《陸犯焉識》它能拍電影嗎？我從小說自己是覺得不大可能拍電影的，還有《扶桑》非常抽象非常寫意也很難拍電影，但它的版權一次又一次被賣。這個誤區最開始是李安導演形成的，他最開始買《少女小漁》，幾個月之後李翰祥導演就來找我了，說他想拍《女房東》，那我就覺得《女房東》是個獨角戲，它怎麼能拍電影呢？我就覺得挺奇怪的，又過了幾個月，台灣的朱延平導演買了我的《無非男女》，那這樣就有一種什麽感覺呢？就是趕緊買，不買沒了。昨天晚上我還收到一封影視公司的信，說你還有沒有剩下的沒賣出去的版權，不管是什麽。這就形成了一種可能買到手會有用的認識，其實很多作品他們買回去挺上當的，沒辦法拍。
實際上為什麽會把他們給騙了呢？因為寫作過程中我非常注重視覺，我要讓人看到形狀、顏色，要讓人有觸感氣味，所有的東西我要把那種質感寫出來。所以這可能會讓導演感覺，那個電影可能已經在那了，實際上不是這麼回事，因為作為我對文學的寫作，我是希望讀者可以「看到」。我們學寫作的時候老師總是教你see it-特別是學即興寫作的時候，老師一定強調你把你看到的東西，好好地描述出來。這也是我們那個學校的教學風氣。
至於和哪位導演合作最順心，應該是陳沖導演，因為我們看電影就愛看同一種電影，看完以後出了電影院兩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看看誰先發出第一句評論，一般都是我還在很糊塗的時候，她就有句評論出來了，我就發現和我心裡想要說但還沒說出來的話很默契。所以我們兩個愛讀的書愛看的電影一直到想拍的電影，都很吻合。《天浴》的劇本我在她家住了三個早上就寫完，一萬多字，她就說够了，之後劇本改了兩遍，就跟玩似的就拍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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