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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陸濤
父親是因為發燒被送進縣醫院的。問他身體有什麼不適，他說不覺得有什麼不適。但我知道他肯定有哪兒是不舒服的。因為我說給他揉揉肚子，他的眉毛竟然挑了一下一口應承下來--父親平時從沒喊過痛癢，從沒讓我們給他揉過捏過--守在平靜如常的父親身邊，我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僅僅過了一夜，父親竟連一句話都沒留下便驟然離世！看着醫生護士在父親身上徒勞地按壓、搶救，那一刻，我突然感到，再堅強的生命也會如此脆弱，脆弱到竟然這樣不堪一擊！
父親是新中國成立前夕參加工作的。新的政權，新的生活，帶給剛剛走上社會的父親怎樣的喜悅？父親從沒講過他的那段經歷，但我完全可以想像得到，當時父親那種朝氣蓬勃激情滿懷的樣子。不過父親生性內斂，不喜張揚，他的欣悅，他的激動，只會埋在心底，不會表現出來。「文革」前，我無意間翻看過父親寫於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小說、劇本文稿，作品的字裡行間，浸透了那個時代青年人的激情與嚮往。
但我後來發覺，可能正是因為這種對新生活的激情與嚮往，卻一直在給父親增加着莫可名狀的苦惱。父親雖然只讀過幾年小學，但骨子裡卻是個浪漫文人。文人都渴望那種夫唱婦隨，情投意合，紅袖添香的婚姻生活。用這樣的標準衡量，母親顯然不是父親的意中人。母親沒上過學，不識字，卻極有個性，疾惡如仇，敢說敢為，心直口快，俠肝義膽，給不了父親想要的那種細膩的感情。因此，打我記事起只要父親回了家，家裡就很難消停。吵過，鬧過，也動過手，甚至幾次鬧到法院，但父親終歸還是與母親白頭偕老。我想，恐怕還是因為父親心裡一直有着一道無法逾越的山峰，那就是中國傳統的道德準則。面對他自認為痛苦的婚姻，他可以用少回家甚至不回家的方式來逃避來自虐來自我約束，但命中注定他不可能邁出那最後一步。
其實，父親對家庭婚姻生活的不滿，完全是那個時代小知識分子的自尋煩惱。而真正給父親的心靈帶來致命傷害的，卻是「文革」以及「後文革」時代變異了的世道人心。
1966年「文革」開始，縣委癱瘓了。父親被從「四清」一線抽調回縣，明確任命為縣委辦公室負責人，主要任務是接待「紅衛兵」。父親那年32歲。我完全可以想像得出，一直把革命工作視若生命的我的年輕的父親，對黨組織交給的任務會是怎樣一種毫無保留地全身心投入。然而父親沒有料到，「紅衛兵」運動後期清算派性組織時，他竟然莫名其妙地成了運動的犧牲品。那段時間，儘管父親仍然保持着他一貫的內斂與少語，但因為我親眼看到了那些遍佈縣城大街小巷的關於他的大字報，就覺得父親的眼神裡滿是莫名的驚恐與無助。之後，父親又被停止工作，關起來參加了將近一年的「學習班」。
1970年父親獲釋後，被「重新分配」到縣醫藥公司。公司的頭頭以為父親是下放到公司「改造」的，不是安排父親到車間和工人一樣幹活，就是讓父親到誰都不願意去的偏遠山區下鄉蹲點。要知道，那時候父親才36歲，正是幹事業出成果的年齡，卻被生生剝奪了參與正常工作的權利。陷於那樣一種不明不白的境地，父親的內心裡肯定有着無盡的痛苦。可父親天生就不是那種「會哭的孩子」，他只會把外界強加於他的痛苦，默默地疊加在心裡。他不知道，這種痛苦的疊加，猶如鈍刀子割肉，會在無情的歲月中把對人的傷害放之最大；這種傷害雖然是無形的，然而卻比任何看得見的傷害更殘酷更慘烈。1971年春天，屢屢受傷的父親終於撐不住了，身體裡的魔鬼突然主宰了他的思維天地，咆哮的洪流訇然沖決了他的心靈之堤--父親精神失常了！
那是我青澀記憶中一段最悲慘的日子！為了父親的病，我們四處尋醫問藥，當然也找了不少鄉村的巫醫神漢。我親眼看到那些形形色色的先生大夫，給父親的嘴裡灌了許多各種各樣的藥，在父親的身上扎進無數長長短短的針。也親眼目睹了父親在面對病魔時，是如何保持了他一貫的堅強與隱忍。
1970年代末，國家開始為在「文革」中受過迫害和錯誤處理的幹部落實政策。從不求人的父親，在母親的督促和陪同下，第一次因為自己的事情去四處求告。然而，找來找去得到的答覆是，父親當年不是當權派沒有被打倒沒有戴「帽子」而且沒有做過任何結論，也就沒有「政策」需要落實；辦學習班停發的工資後來又補發了，安排去醫藥公司也屬於正常調動。父親找的人有領導，有同事，也有當年處理父親時的參與者。這些人有的表示同情，有的表示不解，有的表示厭惡，有的甚至會惡語相譏。但即使如此，我也從沒聽到過父親的抱怨和牢騷，從沒聽到過他對社會對任何人的一句不敬之詞。
我是家裡的長子。少年時期父親很少回家，父親因病回歸家庭後不久我就參軍遠離了家鄉，真正跟父親生活在一起的時間不長，對父親比較陌生。父親去世後這半年時間裡，我一直在回憶跟父親一起生活的那些珍貴片斷，並試圖進入父親的內心世界，還原一個真實的父親。但是，我發現我的思維經常會出現短路。用世俗的觀念來看，父親這輩子算不上成功者，甚至有些窩囊。工作幾十年沒混個一官半職，「文革」中莫名其妙挨了一通整沒能討回來個說法，「革命」幾十年孩子老婆幾乎沒跟他沾過什麼光倒受了他不少牽累。面對社會的歧視，面對時代強加於他的種種不公與不幸，他也不抗爭，不抱怨，似乎只會忍氣吞聲逆來順受。但靜下心來想想，又不能不承認，我們這個家庭在村裡是出眾的，父親的子孫也都是優秀的。而這出眾，這優秀，無不都在彰顯着父親潛移默化的影響，那就是做人的尊嚴。父親生活在一個無公平公正可言的時代，他無力改變環境改變命運，他只好以堅強作矛，以隱忍作盾，用一種超然世外的人生態度，不苛求他人，不委屈自己，始終在堅守着他做人的尊嚴。「生命誠可貴，尊嚴價更高。」有了這個堅守，父親對一切身外之物都能夠淡然處之。
父親是離休幹部，按規定醫藥費可以實報實銷。可近幾年，卻幾乎沒見父親拿過藥看過病。父親去世後，我們去給父親報銷住院費用時才知道，縣醫藥公司前幾年已轉制成民營藥店，原由醫藥公司為父親繳的醫療保險，藥店以可在藥店拿藥為借口早就給無端停繳了。父親平時有個頭疼腦熱拿幾片藥，必須樓上樓下跑來跑去找藥店經理批了條子才能辦。以父親的性格，他是寧可被病痛折磨不吃藥硬扛着，也不會舍下臉去求經理簽那個字。
父親就這樣走了，走得是那樣乾脆，那樣決絕，那樣了無牽掛。遠去的父親臉上一如平日，安詳，平和，端莊，跟睡着了一樣。我知道，父親那是在用他最後的尊嚴，去完成着實踐着他一生的堅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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