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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志強 香港工商專聯會會長
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即將訪港前夕，反對派議員再次發表聯署聲明，聲稱將否決根據人大「8．31決定」框架制訂的政改方案。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指出，對普選政改問題，香港有人心裡明白裝糊塗。反對派議員的聯署聲明，就是「心裡明白裝糊塗」的典型之作。但反對派的政治勒索只會適得其反，自絕後路。李飛取消訪港與反對派議員見面安排，說明中央在原則底線上絕不會讓步。反對派必須放棄幻想，回到憲制軌道，若執意阻礙香港落實普選，要負上歷史責任。
27名反對派議員的聯署聲稱，「8．31決定」框架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憲，重申必定否決「假普選」方案，並要求人大推翻「8．31決定」云云。但事實是，人大常委會「8．31決定」是中央在廣泛聽取香港各界人士意見的基礎上，經過認真研究、綜合考慮各方面因素後審慎提出來的，是按照法定程序確定的，是一個合情、合理、合法的方案。
人大「8．31決定」不容質疑
反對派聲稱「8．31決定」框架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憲，其「理由」是，沒有在政改「三步曲」前由人大常委會先作框架「決定」的憲制安排。反對派的所謂「理由」，其實是「心裡明白裝糊塗」。1999年1月29日的「吳嘉玲案」，時任本港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李國能曾在判詞中稱：「香港法院必須具有司法管轄權，去審核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的行為，以確保這些行為符合基本法。」上述判詞顯然違反了「一國兩制」下香港的憲制，因此隨後終審法院應律政司要求就判詞進行「澄清」糾正為：「如果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作出解釋時，特區法院必須要以此為依歸，我等接受這個解釋權是不能質疑的。」連終審法院都認同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的解釋不能質疑，人大常委會「8．31決定」根據2004年4月6日人大常委會釋法明確的兩項決定權，對行政長官普選方案的具體內容做出明確規定，當然是不容質疑的。反對派中的法律界人士應該對此心知肚明，但他們卻「心裡明白裝糊塗」，這不得不令人質疑他們的專業水平和操守。
基本法附件一規定2007年之後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如需修改，須經立法會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並報人大常委會批准。由於此規定中沒有明確誰來決定「如需修改」，所以在2004年人大常委會釋法中明確規定了兩部分內容：一、全國人大常委會有權決定行政長官產生辦法是否需要修改；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權決定行政長官產生辦法應當如何修改。2004年釋法對全國人大常委會擁有這兩項權力的法理依據作了充分而全面的說明，即香港特別行政區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香港的高度自治權源於中央授權，中央對香港的政治體制擁有決定權。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修改屬於香港政治體制發展中的重大問題，是否需要修改和如何修改，決定權在中央。這是憲法和香港基本法確立的一項重要原則。
從2004到2014年這10年間，人大常委會根據2004年釋法的兩項決定權，就香港政制發展問題作出三次決定，包括：2004年4月26日關於2007年行政長官和2008年立法會產生辦法有關問題的決定，2007年12月29日明確普選時間表的決定，2014年8月31日對行政長官普選方案的核心要素作出明確規定的決定，這三次決定已經形成憲制慣例，完善並鞏固中央對香港政制發展問題的決定權。人大常委會「8．31決定」為普選奠下憲制基礎，明確了行政長官普選的原則和制度框架。如果一般人不明白人大常委會「8．31決定」的憲制依據，那麼反對派的諸多大狀律師應該明白吧，但卻扮懵裝糊塗，令人匪夷所思。
國務院發布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指出，全國人大常委會擁有對香港特區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和立法會產生辦法修改的決定權。張德江委員長在今年的工作報告中也指出，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正確實施香港基本法和依法推進香港政制發展負有憲制責任，有必要就行政長官普選制度的若干核心要素和相關問題作出決定。
落實普選是歷史機遇
反對派「心裡明白裝糊塗」的政治敲詐，其如意算盤是：逼迫中央在政改上讓步、否決政改方案再重啟政改、撤回人大常委會「8．31決定」。但是，這三點根本不存在，反對派的如意算盤打不響。張德江以「時也」「機也」等字眼形容，落實普選是歷史機遇，機不可失，那些阻礙香港落實普選的人要負上歷史責任。
如果順利走完立法會通過、行政長官同意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的法定程序，香港500多萬合資格選民就可以第一次實現一人一票直接選舉行政長官的權利，實現香港民主發展的歷史新跨越。人大「8．31決定」獲香港廣大市民支持，民調顯示近7成香港市民支持人大常委會對本港政改的決定。反對派的溫和力量應看清大局，看清廣大市民都希望落實普選的主流民意，拿出勇氣突破激進派的綑綁，不要阻礙香港落實普選。倘若如此，政改仍然可能出現峰迴路轉、柳暗花明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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