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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ew Mitchell
上周我觀看了一場講述英國詩人艾弗．格尼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經歷的戲劇。作為一部感人至深的作品，其所產生的藝術價值不言而喻。這部戲給人的直觀感受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純粹是一場歐洲戰爭。然而論及「大戰」，但凡學習中國歷史的學生都知道，它也曾切實的在亞洲上演。
「一戰」的亞洲主戰場就在中國，當時日本通過與英國的結盟獲取德國在中國山東地區的權益。1917年，時任總理的段祺瑞所採取的對策則是打破中國原本的中立立場，加入協約國（英國、法國和俄國）陣營，條件是在協約國勝利後，德國在山東的權益直接交回中國。
早在中國被拖入戰爭漩渦之前，就已經有十四萬華工在英法兩國政府的徵召和中國政府的安排下，作為苦力來到戰火紛飛的歐洲，為英法軍隊提供後援。這批以編號代替個人姓名被提及的廉價勞動力，被安置在臨時營地並限制人身自由。華工對「一戰」作出了巨大貢獻，被許多中國知識分子引以為傲，例如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的陳獨秀就曾在《獨秀文存》中寫道：「英國人自誇說：無論太陽走到何處，都照着英國國旗；我們也可以自誇說：無論太陽走到何處，都照着中國人作工」。
然而，儘管有10000名華工死於「一戰」，儘管提出了明確的參戰條件，中國還是在1919年的巴黎和會上空手而歸，反倒是支持協約國的日本在會上獲得了德國在山東侵佔的所有權益。中國在巴黎和會上的外交失利，引發了國內民眾強烈抗議，並最終發展成大規模的「五四運動」。這場轟轟烈烈的文化和政治運動導致中國知識分子由推崇西方自由民主價值觀轉向馬克思主義學說，這一轉變的結果促使了兩年後中國共產黨的誕生。
不過，關於這一段時期的中國歷史，一般香港市民知道多少呢？或許略知皮毛，但這並不讓人覺得奇怪，因為在回歸之前，香港學校關於中國歷史的教學幾乎完全集中在中國封建時期。即便到了現在，中國史也只是香港新高中課程所設置的超過21項選修課程中的一科而已。中國歷史也算不上最受歡迎的選修課。根據香港考試及評核局的統計，在2014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僅有佔總考試人數不到9%的7071名考生參加了中國歷史科考試。這一數字與19834名經濟科考生、17648名生物科考生，以及12466名地理科考生的數字相去甚遠。
然而，中國的歷史造就了今日的中國，這是每個國民都應熟知的。正如羅馬哲學家西塞羅所言：「對誕生之前的事一無所知，就永遠只能算是個孩童」。那麼如何讓香港年輕一代脫離這種「孩童身份」呢？毫無疑問的第一步，就是把中國歷史納入新高中核心課程，把中國從晚清的變革運動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鄧小平領導改革開放這一階段的歷史作為教學大綱的重點。
以這個視角作為必修課的主題，不僅有助香港學生褪去對現代中國歷史的無知，也能夠增強他們的民族認同感和對先祖的認識。再者，歷史科着重獨立思考和尊重事實，若從道德和國民教育科中獨立出來，將擺脫任何政治包袱。作為必修的現代中國歷史對於香港的長遠效益，特別是在建立國家認同和促進香港本地和諧發展兩方面，很可能會遠遠大於單純的國民教育所發揮的作用。
（文章編譯自《中國日報》香港版。
作者是常駐香港的英國語言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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