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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建英可能是這個時代最好的非虛構作家之一。她的個人際遇輾轉中美兩地、中文與英文兩個寫作世界，練就了跳脫出現場之後用更清醒視角去觀察與書寫的功力。從那個當年跨出國門前英文爛到讓簽證官震驚於她居然是要去讀英語碩士學位的年輕女孩，到後來能在《紐約客》這種深度的英文媒體書寫中國的少數國人之一，她經歷了怎樣的心路歷程？又為何會偏愛去寫大時代中的個人？究竟在她心目中，個人與國家、時代、民族記憶之間的關係是怎樣的？在此前的香港書展中，我們帶着這些問題，請她作出了一點回應--聽她談談自己，也談談她所身處的時代。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攝：黃偉邦
文=香港文匯報 查=查建英
文：您的寫作，很多時候是寫時代中的人，怎樣看待人與大時代的關係？
您個人對中國的情感又經歷了怎樣的流變過程？
查：我的確是走了很長一段路。我是那種所謂崔健說的「紅旗下的蛋」那一代：一出生從小就接受激進革命教育，然後文革中自己家庭和周圍環境都經歷了很多暴力陰暗的記憶，所以可能要很長一段時間才能從自己內心對那段歷史和教育的憎恨與反感當中走出來，這種與國家的和解，或者跟歷史的和解，其實是很艱難的過程。
我很早去美國，後來上世紀80年代末又再度出國，從地理上心理上都有一個重新拉開距離然後最終走到一個相對比較理性角度去反省的過程：要反省的不光是這個民族，也是自我。你自己實際上也是這段歷史中的參與者--比如說雖然我年齡很小，但我也當過紅小兵，也曾經很狂熱地信仰宏大意識形態。這不只是某個領袖或者一群人的問題，而是整個民族的一個文化問題。文化上我們那時都知道要改造人性，但這事有多麼艱難，甚至不可能呢？造「社會主義新人」這件事在改革開放之後，很快我們就看到人們臉上的紅粉一抹，底下還是那個老人--所以我最後也覺得，寫作上要從寫大題材、宏大主題，走到更關注個人故事、更以小見大的這種方式。
所以我寫一個大時代可能比較討巧，但也是對前面那些宏大敘事的一些反思的結果。我希望選擇從個案的角度來折射一個時代的複雜變遷。
文：很多人熟悉您的《八十年代訪談錄》那本書，而後來的《弄潮兒》和之前那本側重點有所不同，開始更多關注企業家，原因是？
查：我其實以前寫得更熟悉的是知識人那一部分，或者叫文化人，《八十年代訪談錄》也好，我更早期的中文小說和隨筆也好，包括我第一本書《China Pop》（沒有中文版），那其中更關注的都是和文化、媒體、文化生產這個領域有關的人物。
其實《弄潮兒》之所以寫的一半人物都是企業家，其中一個想法是覺得這本書是選取寫上世紀90年代以來乃至2000年來的人物--這是個經濟為中心的時代。這種時候企業家，尤其民營企業家，是中國社會轉變創新往前走的過程中一個很重要的群體，所以這是一個考慮。
如果我只寫文化人知識人所折射的角度，那對這個時代可能反應太窄。寫作上我也嘗試對自己做一點超越，雖然每個人可能都有優勢、局限，而我自己也知道很多類型的人物我是不適合寫或說寫不好的，但至少企業家我可以嘗試着做一點突破：我認識的人當中或者有我可以有把握去寫、從人的角度來寫的，而不是僅僅從他們創業的成功故事寫--這個群體裡面還是可以選取一些人來寫的，就是出於這兩個考慮吧。這本書就前所未有的一半人物都是企業家。
用英文寫中國 用中文寫美國
文：您是典型的雙語作家，如何處理用英文寫中國故事？以及您致力向美國人介紹中國的哪些方面？您在中國致力於介紹美國的一些什麽？
查：我這個雙語寫作也不是一個計劃中的事情，我本來當初出國留學就是為了出國看一看，看看世界之後想馬上就回國，結果1987年也搬回北京了，後來又意外地搬回美國，我也覺得我得面對我可能要長期住在美國這個現實，才開始嘗試用英文寫作。
之後中文當然還是寫，其實講得不好聽一點，我有點像二道販子，用英文寫的時候面對英文讀者，寫的題材都是中國，中文寫的時候，會偏重美國。我有一本雜文集《說東道西》，收錄的是在香港開專欄時的文章和在內地一些刊物上寫美國的文章。我還曾經給美國之音的一個作家手記寫廣播稿，寫了一批美國日常生活和文化現象的文章。
所以我覺得其實雙語寫作不是一個特別的設計，因為我的生活，是在美國常年以一個普通人的角度跟當地美國人（包括在研究所工作的美國同事）相處，那很自然寫中文的時候就會描述到一些我在美國的經驗。而寫中國用英文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因為我覺得好像不太需要我用英文去寫美國，然後我的優勢和我一直斷不了的情結還是中國。
我不斷在中國和美國之間走，所以我的英文寫作對象和題材還是中國，至於寫什麽，講起來太複雜了。我想還是從我個人最感興趣的角度出發：寫人的故事，這是一直沒變的，哪怕我的第一本書《China Pop》不是純粹人物系列，裡面有講到電視劇或是電影，再或當年的小說《廢都》，我用這些作為中心案例，還是要折射與其相關的內容--譬如中國人對性的態度的變化，譬如中國的文學從純文學到商業文學暢銷書的轉變，以及中國文人的變遷，他們在時代中的心路歷程......所以其實還是從人的角度來寫時代。
文：用英文寫作的好處是？
查：英文寫作給我的一個好處是自由度，至少在我寫作過程中沒有收到任何來自美國編輯的題材方面的限制或暗示，這是英文的優勢：我可以任意寫任何題材。唯一的限制是長度，我英文的文章都寫得很長，都是在《紐約客》這種能發長文章的地方才能發表，而且都是它那雜誌當期發的最長的文章，即使這樣，篇幅還是要有所刪減。
我在內地也發表文章、參與電視訪談節目，我覺得我無論是參與寫作還是在大眾媒體談話，我都感到很尊重內地那些出版人、編輯和電視工作者的智慧。他們有很多理念和我一樣，但他們長期在複雜的空間中的實踐，使得他們本身就是一個藝術家，有很多我欽敬的地方。
未來會考慮書寫海外華人
文：世界各地有很多移民的華人，你會否考慮寫海外華人的故事？
查：我最早一批中文小說創作，就是我在上世紀80年代去美國留學時遇到的留學生和海外華人的經歷，我以那段生活為素材寫了一批小說，後來可能就是我轉向了非虛構寫作之後，就更多寫內地的人物了，將來我是不是還能寫海外華人？我想一定會的。
也許多時我是沒有設計感的作家，有些東西在某個階段是我最想寫，或者最適合我寫的，我就會寫。可能就是到某個時候，我會覺得自己要寫一些海外生活的人物了。前一段也曾有過這個想法，但陰差陽錯和《紐約客》的編輯錯過了，當時就是想寫一寫長期在美國生活的華人的故事，但我想以後我可能還會寫。
文：怎樣看待內地與港台年輕人看待政治的差異？
查：首先我只能以一個了解得比較少的觀察者的角度來談香港和台灣。因為我常年在美國，就我所知我感覺，首先內地的整個環境、發展階段、制度環境和港台有很大區別，有很多方面距離港台很遠。
台灣和香港的整個社會經濟走在大陸前頭很多年，我還是比較相信經濟是個基礎性的東西，很多民主化的運動需要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才較容易自發地從社會內部出來。特例是印度這樣，那是因為有殖民有英國人帶進來的法治才開始。港台我覺得可能在中國華人的文化圈中是最成熟的（我們先不談新加坡）。
這次來香港，我感覺對香港的新生代我的了解遠遠不夠，很多訊息在不知道的情況下無法發言，但激烈性和激進性表現在用政治對香港這個社會的撕裂，我覺得看了很驚心動魄。我1999年到2001年曾在香港住過兩年，作為一個對香港社會很有感情的人，我覺得很感嘆，為香港擔心，不知道轉折性怎麼走。至於學生走在社會前列，在民主過程中最激進勇猛這一點，我覺得年輕人的特點就是對理想有天生的興趣和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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