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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提案大會是將作品推向國際、讓更多人認識的渠道。
每個人都可以是夢想家，但要夢想成真卻不是人人都做得到。尤其是拍電影，從構思、寫劇本、拍攝、後製、宣傳等，牽涉一筆龐大的資金，並不是想拍就拍這麼簡單。而紀錄片作為電影藝術的一個類型，又因為較冷門及觀眾較少，在資金籌措及曝光率方面更顯困難。
「提案大會」是紀錄片連接世界的一扇窗，導演可在此認識來自世界各地的買家、電影人，影片若得獎更有機會獲得獎金，引起更多人的關注。
台灣資深監製史祖德監製的《麥田裡的海員》便在2012亞洲紀錄片提案大會獲得贊助，2013年完成拍攝後得以在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地播映。而台灣年輕導演傅榆和陳志漢，從最初一無所知到成為提案大會常客，不但為紀錄片找到資金，亦得到更多播映機會。■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
目前，亞洲的紀錄片提案平台主要有八個，包括華人紀錄片提案大會（CCDF）、亞洲提案會（The Asian Pitch）、廣州國際紀錄片節（GZDOC）、亞洲陽光紀錄片大會、Tokyo Docs、釜山電影節、上海紀實頻道MIDA導演計劃及新北市紀錄片徵件。
推銷作品有渠道
華語觀眾對紀錄片的興趣雖然不高，但不代表沒有需求。史祖德指出，華語紀錄片的播映渠道主要來自內地電視台、海外頻道及院線，「像NHK這些海外電視台，他們對於中國的故事很感興趣。」史祖德早年為電視台製作綜藝節目，後來轉換跑道，開始拍攝紀錄片。最初那幾年，他做得很辛苦，曾經試過一年提交了23個項目，最後僅有一個得獎。後來他慢慢摸索出心得，懂得如何藉提案大會與其他人打交道，並在提案大會那短短的十分鐘裡表述自己的作品。
他指出，每個提案大會都各有特色，有些是沒有獎金卻可以近距離接觸國際買家；有些掛羊頭賣狗肉，但可以認識各地的紀錄片導演；也有提供資金卻可能買斷版權的。不變的是這些提案大會都要求參加者present他們的故事，誰說得動聽，誰就有機會獲獎。
提案大會一般給予參加者15分鐘表述，參加者放片花、介紹作品，並接受評審的提問。掐指一算，大概只有七到十分鐘介紹作品，非常考驗大家說故事的能力。「很多人一上來就說歷史、說背景，浪費了不少時間。」史祖德說。
提案是一場SHOW
傅榆當初亦是小菜鳥，完全不懂提案大會的玩法，但大學讀廣播電視出身的她，發現自己特別擅長拍紀錄片，即使知道自己「口條不好」，也豁出去嘗試。六年前她第一次參加CNEX的徵件比賽，那年的主題是「危機與轉機」，獎金大概只有三四萬港幣。「提案就像一場表演一樣，評審對你的故事有興趣就會給你獎。」當時她播了一段五分鐘的片花，並在剩下的幾分鐘內滔滔不絕地說故事背景，最後評審被她「賣力」的「演出」所吸引，獎項頒給了她，開啟了《我在台灣，我正青春》的拍攝工作。
此片在2013年完成，播映後迴響頗大，原因在於片中主角蔡博藝的經歷。一個曾經以嫁人做媽媽為目標的女孩，來到台灣讀書，並涉足多個社會運動，用自己的眼光觀察台灣社會，並以內地學生的身份競選大學學生會主席。女孩本身的經歷已不平凡，而傅榆又在這個前提下追蹤她，捕捉其所思所想及改變。她後來又攜此片參加CCDF提案大會，這次她學會了遊戲規則，將片花剪短一點，並把評審有興趣的元素放大，吸引更多人注意。
打開心扉交朋友
「我教書的時候常叫學生在一張A4紙的範圍內講自己的故事，再讓他們用一句話、甚至濃縮到四五個字講出來。」史祖德訓練學生用簡潔的語言說故事，讓他們打好基礎，將來面對提案時不會手忙腳亂。他更將撰寫提案的要點列出來，教大家如何分配時間，把故事背景、主角介紹、幻想中的故事鋪排、團隊介紹、器材使用、資金籌措與分配等交待清楚。小至金額他也不放過，「我看到內地一些紀錄片工作者在資金需要那裡寫一萬兩千元，他們覺得不需要開銷，器材自己有、剪接自己做，根本不需要甚麼錢。這實在太瞎了。」更瞎的是，近年有些電視台來提案，預定的拍攝資金高達八千萬人民幣，「你來這裡有甚麼意思嘛。」他忍不住感嘆。
成功沒有秘訣，提案大會準備得再好，也不一定會中，最重要是「死皮賴臉」，事後與感興趣的買家保持聯繫。陳志漢便提到，每參加一次提案大會，都讓自己更清楚要做甚麼。最好的例子便是他曾憑《那個靜默的陽光午後》在CCDF得獎，然而事後並沒有感興趣的買家接觸他。他後來再拍了15分鐘，拿去新北市紀錄片提案，當時一些電視台如NHK都有興趣買下版權。另一部片子《日暮之前的領悟》，講一對表面看起來非常恩愛，實際上有很多矛盾、摩擦的老夫妻，藉他們帶出台灣的婚姻狀態。此片雖然失利於亞洲陽光紀錄片大會，但後來被半島電視台看中了，在他們的贊助下完成製作。「有時要適當地提升片子的高度，不要把故事限制於家庭裡。」陳志漢總結他多年來的提案經驗。
說到底，提案大會只是一個讓紀錄片流通的渠道，關鍵還是導演的初衷，「打開心去交朋友吧，交一個能讓你一小段一小段地拍的朋友，時機成熟了就找一些紀錄片工作者聊聊。」史祖德補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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