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迎春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戰略研究部博士
據說，近代中國積極倡導「開眼看世界」的魏源刊印出長達百卷的《海國圖志》後，當時清朝國內幾乎無人問津。這個陷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觀念桎梏數千年之久的東方古老帝國，絲毫不知道這部劃時代巨著的價值，很多知識分子甚至斥之為「異端邪說」。然而此書傳入日本後卻引起巨大社會反響，人們視為奇書，爭相購閱。魏源的《海國圖志》直接推動着清朝人眼中的這個東瀛蕞爾小國以極大的熱情去了解他們此前一無所知的西方世界，從而掀起了「明治維新」的熱潮。如果再聯繫到幾十年後的甲午海戰中「天朝上國」一敗塗地，《海國圖志》在中日兩國遭受的不同境遇，又何嘗不是一個隱喻呢？
突破過時觀念和思維窠臼
改革開放以來，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走出國門，或留學，或商旅。根據有關部門的統計，僅在2014年中國出國留學的人數接近46萬，而2015年上半年出境旅遊人數就高達1.27億人次。海外閱歷大大開闊了中國人的眼界。但是，當我們置身於外部世界，眼中所見到的到底是什麼呢？絕大部分中國人看到的無非是高度發達的物質文明，對發達國家器物層面上的領先技術稱羨不已，但是對這些物質文明背後的支撐性基礎，即精巧的國際制度設計、深厚的現代文明理念等核心要素，感同身受的部分卻不多。相反，我們對「權力」、「國家利益最大化」等曾經在傳統工業化時代大行其道的理論學說和思維方式卻越來越迷戀，甚至奉若圭臬。比如，當西方國家已經全面主導了「海洋圈地運動」的進程時，我們很多人的思維還停留在「搶島佔礁」、「建設強大海軍」等觀念層面上，更有甚者公開呼籲中國要退出《國際海洋法公約》等國際法制，反映出對「海洋國土既是權利更是責任」的認知較少認同；當西方人開始在太空、極地、網絡等國際領域新空間制定博弈規則時，我們還只是以「看客」的姿態出現，鮮見提出能夠為各方所接受的倡議。
凡此種種，反映出我們的思維仍然沒有跳出陸權時代和農耕文化的窠臼。辛亥革命都已經過去100多年了，它剪掉了人們腦後的辮子，但很多人的觀念卻依舊停留在辮子滿街走的舊時代，正如電影《建國大業》辜鴻銘的一句台詞講的那樣：「你們只看到我的後腦勺上留有一根辮子，但看不到你們每個人心中都留着辮子。」觀念和思維上的巨大落差，仍然在無形之中影響了我們對外決策與行為的方式，也無端加劇了來自外界的隔膜和疑懼。相對於物質層面的進步，觀念和思維模式的實質性進步卻要難得多，但同時意義也要深遠得多。
培育成熟的全球主義心態
另外同樣值得反思的情形是，在當下的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早已成為一門「顯學」，大學和專門研究機構進行國際問題研究的從業者甚眾，但很少有研究成果能夠在國際學術界佔得一席之地，相對於「美國學派」和「英國學派」，所謂「中國學派」也不太可能在可預期的將來展現出勃勃生機。新加坡著名學者鄭永年甚至斷言，當前中國國內精通國際事務的專家其實鳳毛麟角。這一窘境，反映出改革開放多年之後我們對這個世界仍然缺乏深度的了解，很多中國人對外部世界的研判，情緒化、狹隘化的結論居多，動輒以「敵對勢力亡我之心不死」的眼光看待發展道路上的矛盾與問題，鮮有理性的、有價值的思考，體現不出一個快速崛起的東方大國應有的胸懷、氣度和視野。
著名文化學者周有光先生曾經說過，「中國文化的傳統有一個缺點，就是只講四海之內，沒有四海之外的觀念；中國是一個大國，可無論再大，也只是一個國家，世界上還有那麼多的國家，所以今天任何國家都不能單看本國，還要看世界，只有從世界來看本國，才能了解本國。」學術乃社會公器，而作為國際問題領域的學者，相對於一般民眾，更應該培育「四海之外的觀念」，「從世界來看本國」，為我們了解世界的變化提供令人信服的話語體系。福柯說，話語也是一種權力。而中國當前恰好缺乏這種權力，倘若沒有這種權力，中國作為一個新興的大國就很難贏得世界的普遍尊敬。
從這個角度看，北京大學王逸舟教授2015年底出版的《創造性介入：中國的外交轉型》，既是給普通讀者講述了一堂關於世界政治與中國外交的「必修課」，也給當前表面繁榮、實則貧瘠的國際問題研究注入了一股新鮮的風氣。他呼籲中國外交需要一場靜悄悄的革命，不僅要在器物更要在制度和觀念上進行轉型，搬走中國在走向世界、深度融入世界進程中的絆腳石。如果說當年魏源及其《海國圖志》給當時尚處於蒙昧時代的中日兩國進行了關於世界地理知識的啟蒙，從而敦促人們要「睜眼看世界」，那麼王逸舟教授這本精緻的小書則可以啟示我們在新的國際大勢面前，仍然需要果斷拋棄一些陳腐的觀念，打開面向世界的心靈窗戶，培育正常、成熟的全球主義心態，及時做好成為新型全球大國的準備。唯有如此，才能成為把自身的進步與民族復興，同整個世界向善的總體趨勢結合起來，走上一條新型的民族復興之路，向世人展示一個自信、和平而又包容的「世界之中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