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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立志
魯迅先生指出：「大家向來的意見，總以為文字之禍，是起於笑罵了清朝。然而，其實是不盡然的。」（《魯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P43）先生分析文禍之因：「有的是鹵莽；有的是發瘋；有的是鄉曲迂儒，真的不識諱忌；有的則是草野愚民，實在關心皇家。」（同上，P44）發生在康熙年間的虎丘詩案，似乎這些都不沾邊。
陳鵬年（1663-1723），字滄州，湖南湘潭人。居官期間，為民請命，不畏權勢，重視水利，關心民生，因開罪兩屆總督，兩次被奪職下獄。清大臣張英曾當面讚賞陳鵬年：「吏畏威而不怨，民懷德而不玩，士式教而不欺，廉其末也。」（《清史稿》第33冊，中華書局，1977年，P10093）這給康熙皇帝留下深刻印象。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陳鵬年出知蘇州，後署布政使，為巡撫張伯行所雅重。兩江總督噶禮與張伯行內耗，陳鵬年受牽連亦為噶禮所忌。一個春日，陳鵬年偶遊虎丘，題二律，其一云：「雪艇松庵閱歲時，廿年蹤跡鳥魚知。春風再拂生公石，落照仍銜短簿祠。雨後萬松全遝匝，雲中雙闕半迷離。夕佳亭上憑欄處，紅葉空山繞夢思。」其二云：「塵鞅刪余半晌閒，青鞋布襪也看山。離宮路出雲霄上，法駕春留紫翠間。代謝已憐金氣盡，再來偏笑石頭頑。楝花風後遊人歇，一任鷗盟數往還。」
噶禮得到這首詩，如獲至寶。他以陳鵬年「陰有異志，非徒以文字訕謗而已」為由，「以原稿呈進，而逐句箋其旁。」於是「密疏彈劾」（《棲霞閣野乘．悔逸齋筆乘》，山西古籍出版社，1897年，P189），向朝廷告密。這封告密信，羅織周納，極盡能事，必欲置陳鵬年於死地。首章之「萬松」，寓「由崧」，即南明弘光帝；「紅葉」指「明裔」，「紅」即「朱」也，「葉」為「裔」也。而在第二首，他誣指「代謝已憐金氣盡」，是陳鵬年詛咒滿清政權國運不長，因清廷入關前國號為「後金」；他誣衊「一任鷗盟數往還」，乃陳鵬年陰通台灣鄭成功之明證，因鄭氏偏居海島，鷗者，海鳥也。於是，將其「摘印下獄，復擬大辟。」（《郎潛紀聞初筆》，中華書局，1984年，P295）
噶禮這次的確打錯了算盤。康熙五十一年十月，玄燁看到這封告密信，並沒有偏聽偏信，袁枚這樣記述玄燁的意見：「朕閱其詩，並無干礙」，「詩人諷詠，各有寄託，豈可有意羅織，以入人罪？」（《隨園詩話》，人民文學出版社，1960年，P114）官史的記錄更詳盡，玄燁先是將陳鵬年詩作交給朝中大臣傳看（「因出其詩畀閣臣共閱」--《清史稿》第33冊，P10094），並指出：「陳鵬年稍有聲譽，學問亦優。噶禮之欲害之也久矣。」噶禮「曾將陳鵬年虎丘詩二首，奏稱內有悖謬語。朕閱其詩，並無干礙。朕纂輯群書甚多，詩中所用典故，朕皆知之。即末句鷗盟二字，不過託意漁樵。......今與爾等公看，可知朕心之公矣。」（《聖祖仁皇帝實錄》，P665）直接否決了噶禮的處罰決定，並調陳鵬年進京編書。
噶禮的確不是好鳥。康熙五十三年，他竟夥同其侄毒害親母。玄燁對他的處理是寬大的，「噶禮令自盡，妻亦從之」，家產入官，兩個侄子流放黑龍江（《東華錄》，中華書局，1980年，P364）。其實，玄燁對噶禮操行早有察覺，康熙五十一年正月，噶禮參劾張伯行，而此人向被皇上認為「操守為天下第一」，玄燁指出：「噶禮操守，朕不能信。若無張伯行，則江南地方必受其脧削一半矣。」（《東華錄》，P358）玄燁曾感慨道：「噶禮曾奏陳鵬年詩語悖謬，宵人伎倆，大率如此。朕豈受若輩欺耶？」（《清史稿》，P10094）可見，兩套官史的記載基本一致。
套用一句魯迅的話，我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揣測玄燁，假如玄燁不是因張英讚譽陳鵬年已有先入之見，假如不是噶禮的「宵人伎倆」給皇上留下不良印記，玄燁怎麼可能厭惡滿臣而偏袒漢官，甚至將噶禮的密信公之於眾？莊廷鑨的史案、黃培的詩案、戴名世的書案，之成為文字獄，關鍵都在明清換代、滿漢鼎革、華夷易位。如果這些被視為大逆不道，何以噶禮所謂的「金氣」與「鷗盟」就毫無道理？倘如是，雍正、乾隆年間禍及多人的「清風不識字，何事亂翻書」（徐駿）、「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徐述夔），豈不全都背叛了康熙的臨終囑咐或政治交代？
陳鵬年能文善詩，其書法功底亦稱精湛。「虎丘詩禍」化險為夷，玄燁命他將《虎丘詩》謄清上呈。陳鵬年恭奉聖諭，抄錄成幅，並題跋記敘始末：「此余己丑作《虎丘詩》也。庚寅既解組，於辛卯歲，此詩得呈御覽，幾罹不測。荷蒙我皇上洞雪，於壬辰十月初六日宣示群臣，此二詩遂得流傳中外，誠曠古奇遇也。因囑書為志於此。仰見聖明鑒及幽微，兼志感泣於不朽云。」短短的題跋，出現了「四個年度」，即己丑、庚寅、辛卯、壬辰，這正是這場詩禍從康熙四十八年到五十一年的全過程；「三句頌辭」，即「皇上洞雪」、「鑒及幽微」、「曠古奇遇」，一傾感恩戴德、歌功頌德之衷曲。《虎丘詩》軸為一幅書法精品，康熙御覽後置於宮中，多年後下落不明。數百年後為毛澤東秘書田家英收藏。田家英自縊身亡後，其夫人已將其全部收藏捐贈給國家博物館。
讀了這段題跋有什麼感覺？--陳鵬年幸虧遇到一個「曠古奇遇」的好皇帝。如果不是皇上對陳鵬年早有好感，如果不是皇上對噶禮早就厭惡，如果皇上不是玄燁而是弘曆，虎丘詩禍還能逢凶化吉麼？將國家前途、個人命運寄託在一個好皇帝身上，這很容易讓人想到近年網上的「開明專制」與「新權威主義」。好皇帝之靠不住，已為無數歷史教訓所昭示。此時此事的好皇帝，不能保證彼時彼地也是好皇帝，比如弘曆的後期就與前期大不相同；這一代是好皇帝，也無法保證下一代也是好皇帝，開明的孫權不是也有孫皓這樣的後裔麼！「在一個文明有所發展的國度，好的專制政治比壞的專制政治更為有害，因為它更加鬆懈和消磨人民的思想、感情和精力。」（《代議制政府》，密爾著，商務印書館，1982年，P40）此為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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