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龔敏迪
帝王周圍如果多賢人，自己又是不甚賢明的「孤家寡人」，確實是特別孤獨的。管仲所以不趕走齊桓公身邊的小人，包括自宮而來的豎刁，就是因為齊桓公需要有親密之人圍在身邊。但這種人一旦跨出了這步，也往往會再次與魔鬼談判，如何進一步締約。余繼登的《典故紀聞》說，明初宦官「皆罪極之人，或俘獲之虜。」朱元璋吸取唐末宦官敗蠹的教訓，明白「求其善良，千百中不一二見」、「此輩在人主之側，日見親信」、「茍一為所惑，而不知省，將必假威福竊權勢以幹與政事」。但永樂帝朱棣的奪權依靠了一部分宦官，其後，內官馬騏，甚至背了皇帝，讓翰林院出敕書去交趾辦金銀珠香佔為己有。袁琦、阮巨隊去廣東辦事，又以採辦為名，虐取軍民財務。再之後「景泰以來近畿民畏避差徭，希圖富貴者，往往自宮赴禮部求進，自是以後，千百為群，禁之不能止。」襤褸的衣衫遮不住細小的窘迫，值得同情，於是他們想到了尋找權力的外衣做壞蛋的許可證，希圖富貴而如此投機也究屬可哀。成化十年十二月，有自宮者五十餘人，日赴禮部喧訴求進。尚書鄒幹上報後，命錦衣衛將他們抓起來，戴枷在禮部和各大街示眾。可是次年冬天，「自宮聚至四五百人，哄鬧求收用。」結果每人打五十大板，並告示：「是後有再犯者，本身處死，全家發邊遠充軍。」景泰帝和明英宗都依靠宦官，這麼多自宮者的出現，之前沒有成功的先例，他們也絕不會至此。自由與尊嚴固然難以用金錢購買，但找準了機會還是可以賣錢的。
換來的好處，就拿唐末打賞宦官一項來說，唐代宗時，連宰相都要「貯錢閣中，每賜一物，宣一旨，無空還者。」到地方上去更是「歷州縣，移文取貨與賦稅同，皆重載而歸。」唐德宗想煞其風，曾經對接受方鎮錢財的宦官杖而流之，但也只治得了一時。唐玄宗、唐肅宗時的兩朝宰相房琯之孫房啟，屬於以王叔文為首的政治改革派，內中還有個王孫李實，為了排擠不同政見者江西萬年縣令李眾，用誣奏的辦法將他貶為虔州司馬，讓房啟取代了他的萬年縣令一職。貞元末年，王叔文主政，升房啟為容管經略使，私下裡還許以荊南節帥之位，於是有趣的事發生了。
宣讀任命的宦官到達之前，房啟已經讓州邸出面，出錢賂請有關部門飛驛提前送來了任命狀。唐憲宗派來的宦官千里迢迢，滿懷期待地到他面前時，得到的回答卻是：「先五日已得詔。」宦官在胸悶之餘，當然要看一看任命狀的真假，令他們敗興的是，居然是真的！這本來就是皇帝給的好處，現在落空了，於是房啟被貶為太僕少卿，與本來掌有實權的地方大員相差了一大截。不過，房啟對宦官也並非一毛不拔，他說已經給了使者「南口十五」，也就是給了十五個南方原住民的奴隸，雖然與一般慣列相比過於吝嗇，但似乎也不算太少了。於是雙方扯平，宦官被殺，房啟改貶為虔州長史，去與被他取代過的李眾做了同事，最後鬱鬱而死。
明朝「閣部大臣奉旨、宣賜、問勞，皆厚有贈遺，即傳一旨至部，亦不空還。」大家已經習慣。打賞小費，沒有什麼慣例，那就多多益善，他們也絕不會在意人們討厭他們的苦苦索要。明人的《榖山筆麈》載：冊封一個親王，打賞錢竟至「索至千金不已。」正統時，司禮監賈麥兒以私事囑吏部尚書郭璡、戶部尚書劉中敷，居然也都不敢得罪而照辦。正統八年，曾企圖禁止宦官「與在外各衙門官員私相結交，透露事情，或因公務營幹己私，或徇親情請求囑托公事，或藉撥軍伕役使，以致所司挪移選法，出入刑名，重勞軍民，妨廢公道。」但不僅既往不咎，也根本不過虛應故事而已。
景泰時錦衣衛華敏總結了「內官十害」，廣積家財，廣置田莊，侵佔公侯、役軍勞民，家人外親，縱橫豪悍等等之外，還有官府畏懼，虧官損民，非法酷刑！
段子所謂：經常與高官在一起吃飯，總有一天會當官；經常與富豪在一起吃飯，總有一天會發財。齊桓公與小人關係親密，管仲一死，他也就慘了。唐末、明後期演化成宦官專權，則直接導致了國破家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