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龔敏迪
清嘉靖初年，有賊在夜色的掩護下潛入了已故山東博山縣令武億的家中。年前過世的武億不僅當過縣令，更是著名的金石學家，而這個賊竟是他的侄子。多年前，他就惦記上武億珍藏的一個箱子，他判斷裡面一定藏着特別值錢的寶物。熟門熟路的他輕易得手了，然而箱子特別重，慌急中將箱子扛出武億家一陣狂奔，累得實在走不動了才來到一條河邊。打開層層包裹物一看，居然是一塊石頭！這不是白忙活了嗎？大失所望的他一氣之下將石頭拋入河中後無奈而歸。
武億當年也為扛這塊石頭吃過苦頭，其實那是塊晉關中侯劉韜的墓誌。晉朝禁止立碑，存世的墓誌也極其罕見，當年他一得到同縣農家挖井挖出墓誌的消息，就趕去將它買下。他的朋友江藩在《國朝漢學師承記》中說，挖出墓誌的所在地是「偃師杏園莊，離武億家四十餘里，墓誌長二尺有餘，重幾百斤。」這顯然是誇大之詞，墓誌的拓片今天仍能看到，長二尺、寬一尺的石頭也不至於重到幾百斤。出土地是否杏園莊也有不同說法，所以況周頤在《眉廬叢話》的「石重數十斤，行二十餘里」這說法比較可信。但即使武億身材高大，孔武有力，也架不住路遠，扛一塊數十斤的石頭走這麽多路，回到家也差不多累得趴下了。
清朝的思想受控制，學者們遁入金石考據一途。但這也有彌補選擇性記錄歷史細節不足的學術魅力。武億也不例外，以致於他遊歷所至，如嵩山、泰山等處遇有石刻，必定要捫苔剔蘚盡心摸拓，遇到無法取得拓本的，也一定會抄錄下來。如今得到如此珍貴的墓誌，自然倍加珍惜。又因為當時的風氣，前來求觀和摸拓的人也不少，於是他悄悄依樣仿製了一塊贗品，把真品嚴實地包裹後藏進櫃子。
武億考中進士後當了博山縣令，當官之道就看如何面對上級和下層百姓了，如果不是尸位素餐，欺上瞞下兩頭通吃的有之，搜刮下層討好上司以圖更大好之。武億學術上的成就，足以證明其存在價值，無須土豪般炫耀，也無須奸商般貪得無厭。行賄是建立在多數人受損基礎上的雙贏，在他這裡是行不通的。博山產製土玻璃的白土，民間燒製一些玻璃釵珥瓶盎燈球之類小工藝品出售。按照他朋友江藩的說法，當時燒製，大概還須調入糯米汁。乾隆中葉有山東巡撫取以上貢，結果在武億的努力下，和其他一些弊政都被取消了。治標容易，治本的教化就不是誰都能做的事了，他必須具有堅實的學理，不計個人得失真誠為民的風範。武億做到了，他甚至使全縣僧尼在聽他勸喻後，「雖不解其說然感其誠，皆蓄發還俗！」這固然是因為當時佛學衰微有關，但更重要是他的真誠贏得了人們信任。
終於，他遇到更嚴峻的考驗。明朝的東西廠、錦衣衛特務機專司偵探、緝捕和刑訊的番役，清朝繼續沿用。之前發生的壽張王倫之亂被撲滅後本已無事，但想撈錢就得生事，有人告王倫未死，於是權貴和珅派手下番役曹君錫、杜城德去山東「緝捕」。二人乘機招納了十餘個無賴幫手，在民間凌虐恣肆起來，橫行11個州縣，所到之處官府也不敢得罪他們。最後，他們到了博山三天後，武億竟然主動率領衙役到旅館收捕他們！杜成德等仗勢持械拒捕，武億親自動手把他們綁到縣衙。杜成德仍然不服，武億將他們杖打了一頓才質問，差牌上不是明寫番役二名，這11人是怎麽來的？而且牌文明言所到地方要到有關部門報到協辦，你們到了三日而不來謁見，就是不奉法。
此事不免鬧大了，上司山東巡撫吉慶也很緊張，府佐劉大經也在吉慶面前說壞話，吉慶只得上報彈劾武億。和珅馬上看出其中的微妙，因為根據當時規定，番役只能在京師活動，是不得到地方上去的。而所謂規定往往是沒事時大家視而不見，有了事就不好說了。於是和珅要求吉慶不提番役的事，重寫文書而罷免了武億。
武億從此無意為官，去講學和研究學問。他死後，家人在他身上找到一顆「打番役漢」的印章，不畏權勢為民除害，敢於打番役是他一生的驕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