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敏迪
《三國演義》中，禰衡擊鼓罵曹操後，在座的孔融擔心曹操因此殺了禰衡，所以對曹操說：「禰衡罪同胥靡，不足發明王之夢。」這句話用一個典故，既定了禰衡不能容於曹操的死罪，又點出沒有必要殺他的理由。
「胥靡」 在戰國時一般指服勞役的奴隸或刑徒，衛國有一個胥靡逃到了魏國，居然給魏國的王后治上了病。之前，魏惠王強行廢除衛成侯而改立的衛平侯剛死，新即位衛嗣君就非要把這個胥靡引渡回來，不知道他們之間有沒有什麼解不開的過節，也許僅僅是單純一個逃奴而已。他派出使節，帶了五十金去魏國，可是往返了五次，魏國就是不答應。最後，衛嗣君決定用繁榮的左氏城作為交換條件來引渡他回國，這下大臣們急了，勸諫道：「夫以一都買一胥靡，可乎？」衛嗣君說其中的意義不是你們能懂的：「夫治無小，亂無大。法不立，誅不必，雖有十左氏，無益也。法立，誅必，失十左氏，無害也 。」為了標榜自己依法治國的夢想，衛嗣君願意不計成本。而維護統治的利益，是各國統治者的共同願望，所以魏惠王在震驚之餘，說了：「人主之欲，不聽之不祥。」好歹他也是一國之主，何不藉此機會在諸侯面前表現一下自己的正義感。於是就用車押送這個胥靡回衛國去了，而且是白送，並沒有要衛國的左氏城。
《韓非子》中收入了衛嗣君的這句話，作為法家代表人物，韓非自然很欣賞衛嗣君的做法。問題是衛嗣君一上台就採取如此極端的做法，不去檢討一下胥靡為什麼犯罪，為什麼會出走到魏國去，這樣，「明王之夢」就能夠實現嗎？而且衛國此時已經小得十分可憐，五年後僅剩濮陽一地了，恐怕他把整個衛國都拿去交換也無濟於事。孤立地拿這件事來說事，豈不是忽悠人？所以蘇軾說：「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然秦韓之治行於一時，而其害見於久遠，使韓非不幸獲用於世，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矣。」和商鞅的移木立信一樣，無非是實用主義地不顧合理性，強調自己主張的唯一權威性。法學家梅仲協評論韓非時說到了點子上：「我國二千餘年來，政治之所以未納正軌者，揆其原因，半誤於儒家，半惑於韓非。」他認為韓非「本不知法律為何物，而妄以法治為名而行其人治之實，『慘礉少恩』，『而終不免以人為殉』，致使吾國上下，即在近幾十年來，對於法治的概念，還是弄不清楚，以為民主國家所厲行的法治制度，便是韓非所主張的一套嚴刑峻法，殘民以逞的法治」。所以，衛嗣君要殺不肯在衛國忍受折磨的胥靡總是正當的，誰叫他不甘寂寞，因為高超的的醫術，而被衛嗣君惦記上了。禰衡也應該知道，自己不死是不會太平的。
無論是中國傳統中的儒家還是法家等其他各家，都有其值得繼承的部分。比如韓非也說：「椎鍜者，所以平不夷也。榜檠者，所以矯不直也。聖人之為法也，所以平不夷，矯不直也。」和度量衡器一樣，法是重要的。但法不過是行為標準的下限，簡單地依法，對提升社會文明程度的作用不是很大。更可怕的是，有了統一的度量衡，仍然會有大斗進小斗出和額外加派之類，法在弱勢者面前可以暢通，在強勢者面前，很多法一出台，就是他們改造的對象，有利的還要有利，沒有利的就漸漸沒人理會，成了徒有其名的裝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