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敏迪
偶然見有個叫《原來是這樣》的節目說，「作家」一詞在古代是貶義詞。根據之一是《晉書．食貨志》說：「桓帝不能作家，曾無積蓄。」這個「作家」明顯不是那個「作家」。晉習鑿齒《襄陽記》說諸葛亮：「嘗自校簿書，（楊）顒直入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二者說的都是指日常居家生活，和《警世通言．桂員外途窮懺悔》說的：「他自不會作家，把個大家事費盡了，卻來這裡打秋風！」一樣。「不能作家」，是不會過日子的意思；而楊顒的比方是說諸葛亮管得太多了，日常居家，家長尚且不能什麼都自己去做。
說「作家」一詞在古代是貶義詞的根據之二是，《太平廣記》載：「唐宰相王璵好與人作碑誌，有送潤毫（酬金）者，誤叩右丞王維門，維曰：『大作家在那邊。』」二王是鄰居，王璵多為別人寫墓誌碑文。那時候寫墓誌很能掙錢，尤其是名人、高官的手筆，所以求他寫墓誌的趨之若鶩。論名氣王維不下於王璵，但他不屑於王璵那樣的為掙兩錢而作「諛墓」文，所以很看不起王璵。不過「大作」，似乎是相對於工匠的「小作」而言的。《逸周書》說：「汝無以小謀敗大作。」 孔晁註釋說：「大作，大事也。」孔穎達也說：「大作，謂興作大事也。」當時很多人正是以墓誌為大事的。所以「大作家」不是指幫人辦大事的人家，所以他才指示說：「在那邊。」當時還沒有稱文人為作家的。
作，有創作、勞作之別。東漢的王充說：「《五經》之興，可謂作矣。太史公《書》、劉子政《序》、班叔皮《傳》，可謂述矣。」他說的是，司馬遷的《史記》、劉向的《新序》、班彪的《史記後傳》，都不是「作」，只是「述」。連孔子都說自己是「信而好古，述而不作。」王充解釋說：「造端更為，前始未有，若倉頡作書，奚仲作車是也。《易》言伏羲作八卦，前是未有八卦，伏羲造之，故曰作也。」前所未有的發明創造，像倉頡作書，伏羲作卦那樣，才是「作」。沒有原創，只是把前人傳下來的東西經過整理來說事，只是「述」，不得為「作」。《資治通鑒》說戰國時，「魏安厘王問天下之高士於子順，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為次，其魯仲連乎！』。王曰：『魯仲連強作之者，非體自然也。』子順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變，習與體成。』」魯仲連在安厘王眼中是獨特而不可理解的人，而子順卻說誰都想有個性，但只有在德行上堅持不懈的人才能成與眾不同的君子，而魯仲連的特立獨行已經習慣成自然。
按照今天的說法，王充的《論衡》無疑是一部出色的作品，但他自己卻說：「今《論衡》就世俗之書，訂其真偽，辯其實虛，非造始更為，無本於前也。」因為不是造始更為，所以不敢稱作，也不敢稱述，只是編者而已。他繼續說：「儒生就先師之說，詰而難之；文吏就獄之事，覆而考之，謂《論衡》為作，儒生、文吏謂作乎？」硬要把自己的《論衡》稱為作，豈不是儒生、文吏都想稱自己是作了嗎？「作者」、「作家」之稱，談何容易！
禪宗以大有機用者為作家，《碧巖錄》中有「趙州是作家」、「作家宗師」。比如他們有棒喝之法，參不透真諦者往往要挨師傅的棒打，可是《景德傳燈錄．普岸禪師》的故事，平常都是師傅打參拜者，這回卻是「僧卻打師一拄杖。師曰：『作家！』」 禪師挨了打，居然反而稱參拜者為「作家」，是因為對方已經參破佛性遍在的真諦，而且表達的方式出人意外。普岸禪師多處談到作家，有個叫義玄的禪師來訪，普岸禪師問他：「近離甚處？」聽說是從江西黃檗來。他就說：「情知你見作家來。」義玄禪師回答：「特來禮拜和尚。」普岸禪師也不客氣，說：「已相見了也。」彼此彼此，心照不宣。蘇東坡在《水六法像贊》中說：「是真作家，當獅子吼。」沒有一點振聾發聵的功力，是難以稱真作家的。
如今，「作家」一詞已經不同於古代，但凡發表過一些文章的人，往往被冠之「作家」的頭銜，謙虛一點的也為「作者」，這也無需苛責。但個性化的思想與藝術的堅持與突破，仍然是一個優秀作家的追求，只是寫些花拳繡腿的東西糊弄人，或者寫些老生常談的文字度日，既無思想，又不傳播什麼知識，還要稱「作家」，那麼「作家」恐怕就真的要成為貶義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