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芷淵 鳳凰衛視高級記者
眾所周知，智庫（Think Tank）在很多國家和地區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透過研究成果，特別是對策建議對政府決策發揮重要影響。據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2016年發表的《全球智庫指數報告》，目前全球共有6,846間智庫，排名頭三位的分別是美、中、英三國。在亞洲智庫60強中，中國的18間智庫榜上有名。
香港共有30間智庫，數量在全亞洲排行榜上排第7位，人均比例幾乎為全亞洲最高，但就影響力而論，香港在全球175間最重要的智庫排行卻榜上無名。這折射出香港智庫組織尚未達到能夠影響政府政策制訂的現實。
香港經歷過三波智庫發展浪潮
過去20年，香港主要智庫的出現與重大歷史事件的發生息息相關。香港智庫發展的第一個浪潮是1997年回歸之前。在政權即將移交的大背景下，很多香港市民產生了政治恐慌和焦慮，甚至一度引發移民潮。為應對回歸後有可能出現的政經巨變，多個民間智庫組織應運而生，如「一國兩制研究中心」、「香港明天更好基金」和「香港政策研究所」等。
回歸伊始，香港便陷入空前的亞洲金融風暴，進入長達6年的經濟低迷期。2003年SARS肆虐，經濟更跌至谷底，社會經濟都受到重大打擊，香港因此出現第二波智庫潮，例如「新力量網絡」和「Roundtable研究所及其網絡」等。
2010年後，香港青年運動開始普及，從「反高鐵」苦行到「反國教」爭議，2014年香港發生歷史性的「佔中」事件，行政立法關係空前緊張，社會嚴重撕裂，青年問題凸顯。多個智庫先後成立，形成第三波智庫潮。較有影響的有全國政協副主席、香港前特首董建華成立的「團結香港基金」，前公民黨議員湯家驊創辦的「民主思路」，以及幾個月前由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牽頭籌組、附屬於「香港政策研究所」的「香港願景計劃」等。
香港智庫應回歸「思想庫」本質
雖然香港智庫數目不少，但為何有研究成果卻影響不大？有建議卻少為政府採納呢？筆者認為，智庫的本質屬性是「思想庫」，應該通過深入而廣泛的研究，就重大的政經和社會發展等問題提出獨立的看法和對策，其應具有前瞻性，與政府政策保持一定距離，不能被利益集團所綁架，更不能成為政府政策的「解釋者」和「傳聲筒」。香港智庫必須回歸到這一本質上來。
其他原因還有：香港智庫規模普遍不大、資源不多、人才不夠、缺乏國際視野，導致研究範圍過廣、內容過於空泛，欠嚴謹，尤其是智庫普遍存在社團化傾向，導致智庫與「智」脫節，智庫研究的專業性不強，公眾和媒體自然對你的研究成果就興趣不大了，智庫的社會影響力因此大打折扣，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智庫更是奢望了。
媒體在智庫成果推廣中扮演重要角色
傳統媒體和新媒體在智庫研究成果的傳播上發揮重要作用。從經濟學角度來分析，一個機構一個產業要達到可持續發展，不僅要守住自身優勢，更要創造新優勢，達到引領性角色。在互聯網時代，我們對於媒體的追求已遠遠超越一則新聞、一個報道、一篇文章。媒體轉型勢在必然。以前發生一件突發事件，我們第一時間會打開電視看新聞，傳統媒體拚的是時間，哪個記者、哪間媒體最快到現場進行直播報道，誰就是贏家。但現在有重要新聞時，觀眾讀者第一時間會打開手機，任何人都可以成為自媒體。
以鳳凰衛視為例，董事會主席劉長樂早在十幾年前就洞悉全媒體的必然趨勢，及時以電視為基礎，進而擴展到電台、雜誌，再發展到社交媒體客戶端。台長董嘉耀經常說：「大事發生時，鳳凰是『八爪魚式』地進行報道。」除電視直播外，還會利用互聯網，透過facebook、微信、微博等進行即時播報互動，務求從多角度全方位接觸觀眾讀者。
鳳凰有一句名言：「我們要影響有影響力的人」。媒體要傳播訊息，實現智慧傳播。而要達到這一點，就離不開另一個關鍵詞：互動。在全媒體時代，轉型中的智庫和媒體正進行着深度的融合與發展。近年，越來越多傳統媒體聘請自己的智庫研究人員，而與此同時，越來越多智庫組織喜歡招募資深媒體人，因為媒體人走在社會前線，知道公眾需要什麼，從而為智庫提供研究大方向，為政府作決策提出建議。
「智庫媒體化」和「媒體智庫化」大有可為
美國大選前，幾乎大部分主流媒體和智庫研究都預測希拉里勝選，結果特朗普當選令全球譁然，輿論紛紛批評媒體選前的報道，媒體則質疑智庫調研的可信度。要避免出現這樣的落差，引用研討會上一些專家的說法，就是要做到「智庫媒體化，媒體智庫化」。一方面，智庫研究人員要盡量收集到最真實的數據資料；另一方面，媒體也要想辦法了解公眾的心態。
媒體要轉型要發展，需要智庫的智慧；智庫要提升影響力，也需要媒體的宣傳平台。媒體可以進行智慧傳播，但是否能夠傳播智慧，高質素的內容就是關鍵。在轉型成為新媒體全媒體的同時，我們還需要打造成一種智庫性的媒體，提供和其他媒體不一樣的資訊。因此，傳統媒體必須跳出傳統，報道必須跳出報道，智庫也要跳出固有思維，多與媒體、政黨及其他智庫互動交流，而非只是埋頭研究。
香港作為中國的一個自治特區，並非國家實體，智庫發展先天不足不足為奇。然而，這並不是阻礙其智庫發展的最大困難。香港作為中國和世界「超級聯繫人」的角色已經駕輕就熟。隨着社會不斷發展，環球不穩定因素增多，香港更需要各類智庫出謀獻策，為政府提供具有前瞻性的研究建議。假如智庫都能回歸「思想庫」的本質，成為社會「智」慧的「倉庫」，相信一定能克服轉型中的種種挑戰，引領香港把握當下機遇，更好地繼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