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歌苓既是作家，亦是編劇。受訪者提供從點出男女性別微妙錯位的《舞男》，到描繪賭城眾人浮世愛慾圖的《媽閣是座城》，著名旅美作家嚴歌苓的筆從未停過，她不在乎寫作敏感題材的後果和出版量，為一部感興趣的作品耗時十幾二十年也是等閒事。今年受邀成為香港大學中文系駐校作家的她，在講座上條理分明地解讀自己作品中的文學意象，與她對話時，也能感受到舉手投足間透出的優雅氣質。■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
「什麼是文學作品中的意象？我認為是獨立於一切批評和審美書寫之外的純粹形象思維的抽象詮釋，是賦予一部小說、一首詩歌、一幅繪畫共同的形象意義，是一切成功藝術作品不可捉摸又不可缺少的靈魂。左拉說，繪畫時通過藝術家性情化之後表現出的現實景象。我理解就是意象。此話同樣可以用於小說和詩歌。我以我的幾部小說來佐證我所說的文學意象，例如《第九個寡婦》中角色躲在門縫中，看門外走過的無數條腿，便是混亂、動盪的象徵......」她說。
想書寫運動員生活
當再次談起這個話題，她從容地講道：「人總是要相信一些超越物質生活的東西，比如文學。我從沒想過用文學來賺錢，它始終屬於一個精神生活的範圍，所以我從不避嫌政治敏感題材，不在乎後果和出版量，甚至無所謂作品最終是否能出版......我是因為熱愛和精神寄託而進行文學創作。」即使作品題材引起爭議也不在乎？「能引起爭議是好事，我最怕書出來毫無反應，成為像肥皂一樣的產品，轉瞬即逝才是真的可怕。所以無論好還是壞的爭議，對小說家來說都是好事。」
與百無禁忌的題材相對應的，是她對一手資料調查的執着。她堅持親自採訪寫作對象，即使是《陸犯焉識》中有關於祖父的資料，也是通過採訪姑姑、爸爸和老親戚們得到的，《老師好美》的資料來自她去高中去調查以及和孩子們座談，《舞男》是她頻繁光顧上海百樂門夜總會積累的......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其中《小姨多鶴》和《陸犯焉識》都經過長久的考量，收集資料、採訪，積累二十多年後才動筆的。對此她表示：「作家的一生很短，親身經歷有限，如果不去主動體驗其他人的生活，能寫的東西就非常有限。我對很多事情感興趣，包括政治、經濟、社會等所有大小現象和問題，因為我沒有在中國生活，所以我只能通過完成作品來體驗，這其實也是一個遺憾的做法，來補足我沒有親身經歷過的故事。但如果調查和體驗都不做，對我來說，這個故事就只能放棄了。」
她坦言自己其實一直想書寫體育運動員的生活，「這種生活離我非常遙遠，他們的訓練似乎也十分神秘，很難近距離觀察或者和運動員談知心話，所以作品放在那裡七八年也沒有動筆，但因為興趣始終在，所以我也一直在做這方面的努力。我還有一些想要實驗的創新文學形式，又怕一步跨出去太大，在格式上難以閱讀和印刷，所以還在反覆思量。」她說。
作家職責是批判現實
談起作家的職責，她認為：「作家是要批判現實，其中包括社會時事和歷史事件。從文學的傳統使命來看，是解答關於人性疑問的工具。其實導致遭受苦難戰爭猜疑衝突殺戮和毀滅，根源都是人性的問題。文學工作者正因為對人性有興趣，才會孜孜不倦地追問求索，探查到人性的弱點和難以救治的方面。我的朋友劉震雲說，幾百年來科技發展飛速，但人性整體的進步卻微乎其微，甚至會隨着物質生活的改善而展示出更令人失望的一面。小說家的一個個故事都是作者對人性的希望、失望和求索的過程，如果對這方面沒興趣，那麼自古至今的文學就不存在了。」
對於自己的小說多以女性視角切入，她坦承這是由於自身是女性的關係，並不是刻意為之，「除了自身的體驗，還有一些來自身邊女性朋友的故事，取材便利。我認為好的作家都很會寫女人，女人是更關注內心的情感動物，而文學也是與情感有關。相對男性來說，女性的角色更邊緣，感性、多變而缺乏可預見性，所以寫女人更為過癮。」她說：「女人進入家庭生活後，更容易打開自己的另一面。人的情感像太陽光譜一般多彩，有了家庭和孩子，才能體驗不同的色彩，不親自為妻為母、洗衣做飯，便不會有這樣的感受，現在寫母女關係時我會非常自如。如果可能的話，人生的每一個階段都應親自去體驗，不去刻意做和尋找什麼，而是自然地去感受這些過程。」
文學與電影應互補
既是知名作家，又是專業編劇，多年的沉澱積累，直接和間接的經歷與經驗都成為了她的創作源泉，她也是影片《少女小漁》、《金陵十三釵》原作者，《天浴》、《梅蘭芳》的原作者及編劇，而《小姨多鶴》等多部小說改編為熱播電視劇。不由問她，寫小說和劇本的分別在哪裡？她答道：「寫小說時是自由的，可以向着內心認定的方向一直走；而做編劇則要看導演和自己認定的方向是否一致，不同的話要以導演為準，好的導演也可以看出小說中別有用心的地方。小說的覆蓋面總是更廣，比如《陸犯焉識》講到了人生中的很多方面，張藝謀導演只是選擇其中喜歡的，或者電影允許表現的方面來拍，這些都是他決定的。」
「每個導演都有獨到的地方，不能強求一個導演把長篇小說的方方面面都在電影中反映出來。至今有這麼多作品被拍成電影，我感到自己十分幸運，免去了自己做廣告的麻煩。作為有近40萬字、內容沉重的嚴肅文學，《陸犯焉識》前後賣了80多萬本，還有很多人看的電子版，粗略估計有一兩百萬人看過，我感到十分欣慰，在文學不再被人重視的情況下，一本書能有這麼多的讀者，無論電影《歸來》拍得好還是不好，它都功不可沒。我惜福知足，不會抱怨，與導演的合作中，我得到了很多啟發和幫助。我見過張藝謀導演苦行僧似的工作態度，對作品的每一部分都認真對待，保持單純的創作狀態。且他挑演員的眼光獨到，具有很高的審美觀，他看中的女演員可能不是最漂亮的，但卻是最動人的。而和陳凱歌導演的合作，讓我在戲劇寫作方面得到了很多教益，和每個導演合作都會學到很多，未來也期待繼續與他們合作。」
若文學和電影可以互補，她認為電影應該更具文學性一些，追尋故事之外的意義，而不是單純的視覺消費和飯餘娛樂，而小說則應該汲取電影中的畫面感、色彩感和動感，不局限於沉悶困頓的文字。一個人能把人物和故事寫好，一定是能夠給電影作者良好的基礎，人物是一切的中心，文學就是人學，塑造好人物的內心和性格，便是賦予作品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