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館繪畫作品展區。 新華社香港文化博物館的金庸館日前正式對外開放，這在香港文化史和文學史上乃是一件大事。當人們感慨金庸為香港帶來的巨大文化聲譽和成就時，如何讓香港文學的生命之火燎原不熄，成為了人們熱議的話題。金庸不能夠只是一個符號，它應當成為香港文學不斷向前的動力。■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全港首個以著名作家查良鏞博士（筆名金庸）為主題的常設展館--「金庸館」，日前在香港文化博物館揭幕，透過三百多項展品，展示查良鏞博士武俠小說的創作歷程與貢獻。金庸館連同其互動節目展區佔地約二千五百平方呎。展館透過三百多項展品，包括早期流通的小說版本、珍貴的手稿、文獻和照片、小說改編的電影海報、電視劇主題曲唱片，以及查良鏞博士的私人物品等，介紹查博士的早期事業、武俠小說創作歷程及其小說對香港流行文化的影響。這也帶動了文學討論的風潮。
巨大的成就 時代的坐標
金庸的成就顯然是時代的坐標。香港文化博物館館長林國輝接受本報訪問時說，新派武俠小說乃是香港出現的品種；變成了本港作家的特色。他認為，金庸是一個很有想像力、很有創作力以及具有豐富知識的作家，所以其小說對海外讀者而言，香港成為心靈的故鄉，聯結了香港與海外的華文讀者。此外，金庸的小說對香港的普及文化具有很大的作用，因為彼時也是香港粵語電影和電視開始發展的年代，小說為影視劇提供了藍本。在林國輝的視角來看，金庸是一個讀書很多、刻苦努力的人，來看過展覽之後，便會發現，要苦練自己的功夫，而金庸本人的故事便是一個奮鬥的故事。
珠海學院中國文學系教授賴慶芳也認為，直至目前為止，可謂沒有人超越金庸。然而，未來的世界很難預料，文學家有無限創意，世界也不斷改變，若以未來無限的時間為單位，在單位之中相信會出現與金庸並駕齊驅的作家。
此外，賴慶芳對金庸的成就也進行了縱向比較。她指出，金庸創作武俠小說的五六十年代黃金時期，電視機不普及，大眾傾向閱讀報章雜誌獲取資訊，又喜歡以小說等文學作品作消遣娛樂，著名作家的小說作品備受注目。由五六十年代至七八十年代的這段時期，無網路資訊，無電腦網絡遊戲，無手機社交平台，生活較簡樸，閱讀風氣較濃厚，像金庸武俠小說般優秀作品自然成為眾人焦點，迅速掀起熱潮。
特殊的歷史時代：改編風潮
金庸的作品流行於大眾，與一種文化現象息息相關：藝術改編。本港作家蔡益懷在接受本報訪問時說，的確，與金庸時代相比，今天的香港文學作品被改編為電影、電視劇或者是漫畫的情形少了很多。他認為，這有兩個方面的因素。首先，金庸的作品乃是新派武俠小說，具有大眾通俗文學的色彩，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力，所以成為了作品改編的藍本。而另一方面，其他香港文學作品則比較偏向於嚴肅，受眾面比較小，所以自然也就難以被改編。
賴慶芳則認為，文學作品能獲改編為電視電影劇集是美好的事情，不妨以喜悅之心看待。首先，大凡改編成電視電影的文學作品，其原著必定引起讀者的注意，銷售也較佳；其次，電視電影劇集既協助文學作品在不同地區流傳之餘，將文學作品帶入多媒體領域。《三國演義》等古典文學作品，成為電視劇集、電影作品、網路遊戲後，小說中人物更廣為新一代年輕人所熟悉。金庸武俠小說被改編成電影電視，在電影或劇集播放期間，其作品總能在內地、香港、台灣三地掀起熱潮，再次成為大眾討論對象。
當前，香港文學乃是面臨一定挑戰的。賴慶芳提到，電視電影動漫、網絡資訊、電子社交媒體、手機遊戲的興盛，年輕人喜歡閱讀書籍或報章雜誌的已較少，人人皆能透過不同的平台將自己變成現實生活的主角。名作家花數月或一年時間出版一本小說，已不像以往那般受如斯多人注目，更遑論未有聲名的新晉作家。另一方面，現代出版成本降低，出版書籍變得容易，為滿足成為作家夢想的年輕人，可以自資出版作品，或由長輩出資代為出版。與此同時，出版商為生存而順應巿場，不斷出版各類五花八門的圖書，多如繁星的書種及龐大的出版數目，令新晉作家的作品沉埋在書海之中，幾乎沒有閃耀便沉寂。不願意譁眾取寵而又能成功「脫穎而出」的新晉作家，在兩岸三地的華人社會為數甚少。
另一個影響文學的乃是社會問題。賴慶芳說，香港以工商金融為主導，百物騰貴，樓價高昂至世界數一數二，人人只有拚命工作以求財富或可容身之窩居。文學作品既非可炫耀於人前的奢侈品，又非不可或缺的必需品，自然鮮有人問津。然而，科技的發達、網路的普及成就網路文學的興起。香港的文學創作，若能透過網路流傳至每一個都巿角落，甚至流傳至海外華人社會，會是讀者之福，也是香港作家之福。
香港本土文學的定義思辨
本土文化思潮的興起，多少會帶動香港本土文學作品的出現。賴慶芳提出，作者若以香港環境為寫作背景，或以香港特定年代的風景、人物、時事入題，能成為一種以文學體「裁」記錄時代的印記，建構一部分香港歷史。對整個中國文壇而言，香港本土文學可視作一種富有特定地方色彩的文學作品。透過文字的訊息傳遞，香港本土文學作品能拉近兩岸三地的距離，令大陸、台灣讀者更深入了解香港的情況，對香港這舉世知名又細如彈丸的都巿有深入的認識。但她特別強調，若果作者以本土為由，堅持用廣東話創作，作品的生存空間會較狹窄，因為銷售巿場幾乎只限於香港華裔讀者。廣東話是香港的母語，但書寫時是用中文書面語，讀者遍及中國內地、台灣，以及身處世界各地的海外華人。
林國輝則認為，金庸的作品雖然其背景是歷史，但是作品講述的乃是人性、人與人的關係，也讓大家注意到了小說與流行文化之間的關係。所以，在定義是否「本土文學」時，應該有很多的視角：作家是否在香港創作、作品在香港出版以及書寫的是否香港故事。
蔡益懷表示，香港文學或是本土文學，某一方面固然會有在地的特色、歷史經驗，但是不能夠狹義化：即只是限定在本地題材和本地生活。他特別以張愛玲為例指出，張愛玲並非香港本地作家，在香港生活的時間也不算長，但是其後來創作的一些與香港有關的文學作品，對香港文學乃是有巨大貢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