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能仁寺山門。作者提供■ 張桂輝
丁酉正月。一天上午，頭頂白雲朵朵，身邊微風習習，我獨自一人，懷着急切的心情，重返闊別40多年的九江能仁寺。
始建於南朝梁武帝時期的九江能仁寺，位於九江市中心甘棠湖畔、庚亮南路140號。進入能仁寺磚牆院落式的山門，一眼望去，步道兩旁的樹木，如同接受檢閱的士兵，齊齊整整地肅立着。其中，幾株臘梅，爭奇鬥豔，綻放着點點黃色的花朵，散發出陣陣沁人的清香。我顧不上盡情欣賞它們，逕直往寺院深處走去。發現原來兩個寬闊的水泥操場、一條簡易的沙土車道，全都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各具特色、各有其名，卻又一個格調、一脈相承的寺院建築。它們帶給我的第一感覺是--既熟悉，又陌生。淡淡情思、悠悠懷想，同時湧上心頭。
1974年底，我們60名血氣方剛的閩北青年，穿上心儀已久的綠軍裝，分乘幾輛解放牌軍車，三天翻山越嶺，一路笑語歡歌，從武夷山下來到潯陽江頭。1975年元旦這天下午，運載新兵的卡車，把我們送進了只有一個大門進出，幾座老態龍鐘建築、一派蕭條衰敗景象的能仁寺裡。
為期一個多月的集訓結束後，我雖然在九江服役、工作了十六年，調回福建後，還經常前往廬山探親度假，但都不曾再度光顧能仁寺。這次故地重遊，感慨不少，歸為八個字：時來運轉、今非昔比。
能仁寺，舊名「承天院」。政和七年（1117），徽宗趙佶賜額「能仁禪寺」。千百年來，能仁寺幾經劫難、幾度興亡，可謂命運多舛。單是戰火兵災的侵襲，就有四次：宋末元初，能仁寺被戰火化為灰燼；元至正十二年（1352），能仁寺又遭戰火所毀，寺院變成焦土；1930年秋，法國傳教士以建修道院為藉口，悍然侵佔能仁寺內名勝「冰山」、「雪洞」；抗戰期間，日寇多次入內踐踏蹂躪，寺內珍貴文物被劫一空，寺僧只能隅居一角，維持香火。
「文革」期間，很多寺廟被劃入四舊之列，不是受到胡打亂砸、人為破壞，便是僧去寺空、挪作他用。能仁寺也不例外。好在九江軍分區教導隊入駐其間，使之得以變相保護，不再雪上加霜，免遭滅頂之災。教導隊，本是輪訓初級軍官或培訓軍士的機構。未經許可，外人輕易不得入內。因此，我們便被「關在」這裡靜心訓練。軍人最基本的動作--立正、稍息，起步、跑步、正步三種步伐，佇列、瞄準等，都是在能仁寺中完成的。
「文革」結束後，能仁寺得到修復。1983年，被列為全國重點寺院，對外開放。之後陸續新建和修復了一批建築。一座氣勢恢宏的千年古剎，枯木逢春，盛況超前。如今，佔地二十多畝，建築面積三千多平方米的三大庭院，基本保持了清同治年間復建後的風貌。前院，依次有哼哈殿、天王殿、大雄寶殿等主體建築，形成一條看不見的縱軸線，兩側分別建有鐘樓、鼓樓、客堂、齋堂、功德堂、祖師殿、伽蘭殿；中院，兩側建有禪房，結構井然，主次分明；後院，祖堂、法堂、藏經樓、三聖殿、大悲殿，依坡就勢，佈局嚴謹。當年我們的新兵營食堂，現在修建起「講堂」；而我們兩個班新兵一個挨着一個擠在一個大統鋪上的長方形平房，如今成了「丈室」......
能仁寺，我印象最深的是「大勝寶塔」和「大雄寶殿」。大勝寶塔，位於能仁寺內大雄寶殿東南側，磚石結構、六角七層，高42.3米，底層對角直徑8.9米。清人文康所著《兒女英雄傳》中的「十三妹大鬧能仁寺」故事，就取材於此。我們在這裡集訓時，斑駁的塔身，透出蒼老的跡象；精巧的塔頂，迸發頑強的生機--幾株小樹，昂首向天，充滿活力，令人生奇：它們是怎麼「種」上去的，又是如何「活」下來的？
大勝寶塔，始建於東晉，後毀。唐大曆年間（766-779）重建。明洪武十二年（1379）、永樂十一年（1413）、宣德二年（1427），多次進行修復。清咸豐三年（1853）遭戰亂，塔頂三層被毀。同治五年至十一年（1866-1872），潯陽巡道白景福，勸募資金又修，並撰《重修大勝寶塔碑記》。「文革」中，塔內樓梯毀壞，塔身、塔頂長滿野草和小樹，部分磚石風化脫落。1994年，能仁寺代理方丈輝悟募款修繕，加固塔體，重砌整磚，新建樓梯，六角攢尖塔頂，更顯高峻壯觀，不失為能仁寺「絕佳八景」之首。2013年3月，大勝寶塔被國務院列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40多年過去，當年滿頭青絲的我，已然兩鬢斑白。而經過整修的大勝寶塔，非但身強體健、風采依舊，反而顯得更「青春」、更「朝氣」。這不，時值寒冬，塔頂那幾株小樹，依舊枝繁葉茂、吐翠滴綠，像堅守陣地的哨兵一樣，任憑風吹雨打，我自精神煥發。
大雄寶殿，屢見不鮮，毫不稀奇。我之所以對能仁寺裡的大雄寶殿念念不忘，不僅因為現今大殿廊柱上那副頗具匠心、寓佛理於景觀的楹聯，巧妙地把佛教傳說與寺內奇景融會貫通，令我嘖嘖讚歎、默默思索。而且因為當年夜間站崗時，每每走到大雄寶殿附近，就有生出些許緊張感。不是怕鬼神，而是怕菩薩。加之集訓結束，1975年春節前夕，新兵分配就在大雄寶殿中進行的，我有幸被分配到九江軍分區獨立營一連。
能仁寺還有一處獨一無二、充滿傳奇的景點--飛來船。位於大勝寶塔左前方的飛來船，由一巨石鑿成，長4.70米，寬0.83米，深0.60米。因宋代有「鐵佛駕石船自江上而來」的記載，故名「飛來船」，船上坐着一尊赤膊跣足、面容奇異的鐵佛。
漫步能仁寺，想起2016年底登臨的黃鶴樓。始建於西元223年的黃鶴樓，三國時期，它只是武漢最早城池--夏口城--一角瞭望守戍的「軍事樓」。三國歸於一統後，該樓逐步演變成「觀賞樓」。及至唐永泰元年（765），黃鶴樓已具規模。然而，因為兵火頻仍，該樓屢建屢廢。僅在明清兩代，就被毀7次，重建或維修達10次之多。1957年，修建武漢長江大橋武昌引橋，佔用了黃鶴樓舊址。1985年6月，重建於距舊址約1,000米蛇山上的黃鶴樓落成，主樓以清同治黃鶴樓為藍本，較之前輩，更為高大。
別離能仁寺之後，我生成這樣一個結論：文化具有不死的細胞。古建築也好，古寺廟也罷，一旦打上歷史的「烙印」，只要注入文化的「基因」，便有了旺盛的生命力。除非地球毀滅，否則，不論遭遇天災與人禍，或夷為平地、蕩然無存，或打入冷宮、改頭換面，它也會如同「離離原上草」一樣，「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最終，都有「重見天日」、「枯木逢春」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