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鵬飛
地震台剛發佈九寨溝7級地震的消息，我的第一反應，是給家裡打了電話。跟9年前汶川地震時一模一樣，父母早已相攜避震，到了空曠的街上。視頻電話那頭，雖已深夜，仍是人聲鼎沸。鄰居們也都如此。川陝接壤，一處震處處有震感。父母一輩都是建國後生人，歷經的大地震，也有好幾次了。互報平安之後，從容篤定。
不過，於我而言，已經過去9年之久的汶川地震，卻是人生的一道分水嶺。此前的人生，恣意任性，早上倘若沒工作安排，懶覺、賴床可以一直到日上三竿。那一次地震後，在災區度過的一段工作時光，卻毫無徵兆地改變了我的作息。即使假日閒暇在家，早上七點左右醒且立即起床，已成為雷打不動的習慣。甚至為此專門去諮詢過心理醫生，醫生模棱兩可的診斷結果，更讓我相信，這種地震後遺症是一種宿命。去年秋天起，晨昏顛倒的工作方式滿一年了，早上7點起床的習慣仍舊雷打不動。
我尚且如此，孫大姐的地震後遺症，想必這一生都不太可能改變了。認識孫大姐是在汶川地震剛剛之後。我去成都華西醫院採訪，那裡住滿了從各個災區送來的傷員。因為通訊中斷，救出來的人被不同的部隊送往不同的醫院，很多人和親人失散了。醫院中心的小花園裡設立了一面尋親牆，很多人把自己的聯絡方式和需要尋找的人的名字年齡等寫上去。在那面牆上，我看到了孫大姐的名字，她要找的是她11歲的兒子，映秀小學四年級學生蔣偉。
我撥打了那個電話，孫大姐接的。她第一句話就讓我鼻子發酸：你們是不是有蔣偉的消息了，他在哪裡，他傷着了嗎，他，還活着吧？我稍稍收拾了一下情緒，故作輕鬆地說，我是香港文匯報的記者，您現在在哪裡呢？電話那頭，孫大姐遲疑了一下，然後告訴我，她和一群找不到孩子的映秀村民，暫住在成都郊區一個災民安置點。我當天就趕了過去。
一個剛建成的小區，尚未裝修，樓上樓下的屋子裡，一大群從震中映秀被救出來的女人們，席地而坐，個個捧着手機，默默落淚。因為慌亂之際，大部分人只隨身帶着手機，就跑了出來。所有跟孩子跟家人有關的影像，都只有保存在手機裡的片段。披散着頭髮的孫大姐，眼神乾涸，一臉倦容，呆坐在一個角落。
地震前，孫大姐一家四口的生活，幸福溫馨。四歲的女兒上幼兒園，11歲的兒子就讀映秀小學，丈夫開車跑運輸，家裡新蓋的一棟兩層小樓，就在公路邊上。2008年5月12日8級地震來襲，正在映秀電廠附近運輸貨物的丈夫，也不幸遇難，映秀幼兒園和小學都被地震震塌了。當孫大姐一路跌跌撞撞趕到幼兒園，活潑可愛的小女兒，靜靜地躺在廢墟裡，再也不會叫媽媽了。她含淚為女兒重新梳了一次頭髮，轉身又趕往映秀小學。一個幸運逃出來的學生對她說，看到蔣偉跑了出來，腿上受了傷，後來就不知道了。正是這句話，讓她已經塌陷的人生，又看到了一絲光亮。
孫大姐跟隨救援的隊伍輾轉到了成都，她找遍了能找到的所有醫院，問遍了所能問到的每一個人，兒子蔣偉依然音信全無。有好心的志願者，替她在華西醫院的尋親牆上，寫了一張尋兒的紙條。坐在孫大姐的對面，我看着她用雙手捂着臉，陷入毫無聲息的悲傷之中。我不知道一個人究竟傷心到何種程度，眼淚才會像泉水一樣，從指縫裡一股一股地冒出來。那次採訪之餘，我到處打聽蔣偉的消息，很可惜，一直沒有任何有價值的線索。
過了整整一年後，我去災區做回訪，在映秀的板房屋裡，再次見到了孫大姐。彼時的她，不僅燙了一個漂亮的長鬈髮，還化了淡妝，身上的行政套裝很得體。不過眼睛不太好了，可能是哭得太多，看人的時候總要瞇起來。
劫後重逢，我們都格外激動。她告訴我她在當地一個教育培訓機構工作，主要負責帶3歲以下的孩子。身邊的親戚和朋友都勸她重新組織一個家庭，她說還沒想好。「再說蔣偉還沒有找到，我還要繼續找。」孫大姐笑了笑，「我們家蔣偉肯定還活着，可能被地震嚇壞了，現在還沒有想起自己的家在哪裡。」跟我在災區遇到的所有失去孩子的母親一樣，沒有見到孩子最後一面，都不肯相信孩子真的已經不在了。見我若有所思面色憂慮，孫大姐又補了一句，「你別擔心我，我不會做傻事，我們家就剩下我一個了，我要替我們一家子好好活着。」
過去9年了，孫大姐這句話總是在我耳邊繞着，怎麼也忘不掉。孫大姐的電話我也還存着，再也沒有撥打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