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良好 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副主任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主席
香港違法暴力衝擊泛濫，困擾港人久矣。高等法院上訴庭撤銷黃羅周3人的社會服務令判決，改判入獄6至8個月，判以阻嚇性刑罰，對於維護香港的法治和社會發展，具有重要意義。高院判決向社會發出了明確警示：絕不能以「崇高理想」逾越法律底線，煽動及參與暴力衝擊的違法者必須受到法律制裁。同樣令人感到欣慰的是，社會輿論包括反映反對派主流意見的媒體，都正面評價法庭判決的積極意義；市民也是理性對待，尊重法庭判決；香港大律師公會及律師會也罕有發表聯合聲明支持法庭判決，認為未見任何跡象顯示近日的上訴判決建基於法理及法律以外，對法庭判決提出沒有根據的抨擊，有損司法及香港社會整體的利益。這一切都顯示，法庭依法懲處暴力衝擊，已經成為香港由亂轉治的重要標誌。法治是香港成功的基石，社會各界理應全力捍衛。這次判決彰顯了正氣，維護了社會的秩序和正義，有利於實現香港的長治久安。
三年前，黃之鋒、周永康和羅冠聰以「重奪公民廣場」為由，衝擊警察和保安人員阻攔，帶頭翻越圍欄，闖入政府總部東翼前地，引發了嚴重衝突，更開始了大規模的違法「佔中」行動。對於當日三人違法衝擊的行動，原審法官竟然只輕判社會服務令及緩刑，輿論譁然，各界憤慨。律政司就刑期提出覆核。高院的判辭，不僅罕有地全面推翻原審裁判官的判決，而且列出5點理據，指出原審裁判官判刑過輕，一面倒錯誤地就答辯人的個人情况、犯案動機等因素，給予不相稱的比重，無考慮判刑須具阻嚇性。
高院判決發出清晰警示訊息
高等法院的判決向社會傳達出清晰的警示訊息：衝擊政府總部屬於大規模非法集結，當中暴力衝突的風險極高，犯法者罔顧公眾安危，必須作出有阻嚇性的判罰。法官在判辭中直指，香港社會近年瀰漫一股歪風，有些人包括「有識之士」鼓吹「違法達義」的口號，鼓勵他人犯法，公然蔑視法律，不但拒絕認錯，更視之為光榮及自豪的行為，這些傲慢和自以為是的想法，不幸影響部分年輕人。法庭的判辭向社會發出了明確警示：絕不會因為政治目的而予以輕判。
高等法院對於原審法官判刑過輕的批評，值得社會各界反思。英國大法官兼哲學家培根說過：「一次錯誤的判決勝過10次犯罪，因為犯罪只是污染了水流，而錯誤的判決則是污染了水源。」近年，香港社會違法衝擊此起彼落，一些法律學者及法律工作者，公然鼓吹「違法達義」，視法律如無物，一些年輕人視衝擊法律為「勇武」表現，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法庭並沒有對違法暴力行為作出相應的懲罰，從而令一些人滋生了僥倖心理，以為違法暴力零成本。
以衝擊政總案為例，黃之鋒等三人鼓吹支持者衝擊政總，性質極為嚴重，在外國隨時要承擔以十年計的刑期。然而，原審判裁官竟然因犯案人的動機及個人情況，判以社會服務令及緩刑，與案件的嚴重性極不相稱，更變相向年輕人傳達出錯誤的訊息：只要動機出於「崇高理想」，違法行動就不用承擔刑責，結果只會鼓勵更多年輕人參與違法衝擊，令香港社會永無寧日，也導致香港法治不斷遭到衝擊。
不能以「崇高理想」逾越底線
法治不彰，違法衝擊不斷，全港市民都是輸家。對於近年香港政治的亂象，廣大市民已經十分反感，期望法庭可以依法懲處暴力行為，對違法分子產生阻嚇力。然而，過去由於法庭對於政治性案件往往是「法外開恩」，高高舉起，輕輕放下，每次警方拘捕完違法分子，不旋踵法庭又會以社會服務令及緩刑等方式放人，令外界產生一個「警察拉人，法官放人」的不良印象，既令激進分子有恃無恐，更損害市民對司法的信心。這次高院判決具有重大的意義，不僅將成為之後判刑的案例，令激進分子不敢再越雷池半步，而且大大增強公眾對香港法治的信心，受到社會各界的歡迎和支持，認為判決激濁揚清，伸張了正義。
必須指出的是，法治精神貴乎法律之下，人人都須守法，不論什麼人、不論抱持什麼動機及目的，只要是違法，都必須受到法律制裁。如果因為政治原因就對違法者「法外開恩」，只會不斷損害香港的法治基石。現在，黃之鋒、周永康和羅冠聰為自己的行為承擔責任，但其他在背後策動、唆使、鼓吹違法抗爭的人，仍然未有受到法律的制裁，例如非法「佔中」搞手以及一些反對派政客，在「佔中」期間策動違法衝擊，而他們亦公開表示會承擔罪行，但至今卻仍然逍遙法外。律政司應盡快追究有關人士的刑責，讓他們「求仁得仁」，接受法律的制裁。
香港的法律與國際接軌，在國際上有很高的認受性，法治是香港社會成功的基石，社會各界理應全力捍衛。這次法庭依法懲處暴力衝擊，彰顯了正氣，維護了社會的秩序和正義，是香港由亂轉治重要標誌。
